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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健:2015—2016年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科发展报告(上)
来源:世界古代史研究 作者:本站编辑 [日期:2017/12/9] 浏览:

 

2015—2016年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科发展报告



    2015—2016年,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者一方面延续传统的研究领域,运用史论结合的方法研究相关领域的主要问题,一方面继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和课题,在研究手段、研究方法、对外交流、学术普及、现实关照等多个方面推出了各类成果,表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一、 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科发展总体状况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一直以来,中国学者在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的研究方法、学科特点、叙述结构以及专题研究等各个领域坚持唯物史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2016年,由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承担的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世界古代史》(上、下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和方法研究和叙述古代社会的历史,将中国史纳入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的整体;学习借鉴国际学界的最新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获得了学界较好的评价。


(二)新手段、新资料、新专题


近年来,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科发展迅速,在研究手段和方法、研究资料、研究专题等多方面已经接近,或者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学科紧跟国际学术发展前沿,研究专题、研究角度不断扩展。2015年,埃及史、希腊史、罗马史、欧洲中世纪史等研究领域有多篇成果梳理了学科沿革的历史,涉及民主政治理论、古典学传统、西方罗马史研究动向以及东方化革命等学术问题,分析其研究历史、方法和脉络,其中既有对国际学界相关问题的介绍、评述和评论,也有深入的批评、修正甚至否定。2016年中国世界古代史年会的主题是“古代世界的生成和成长”,分设四个议题:“增长与发展”、“生活与治理”、“交往与网络”、“记忆与认同”,反映了国际学界的最新研究趋势,特别是记忆与认同议题获得广泛关注。


我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界,特别是希腊史学界和欧洲中世纪史学界对于近几十年来由“新史学”潮流所引领的思想文化史转向高度重视。跨学科的、跨领域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古典学者开始运用亚述帝国史料研究古代波斯帝国的体制;神话学、考古学、艺术史和科学史研究者开始涉猎古代两河流域、古代埃及、古代印度、罗马文化史的考古和历史研究,发掘出不少新视角与切入点,也使得某些专题的研究更加深入。比如,在古代西亚史研究领域,古代数学的计数方法、古代苏美尔的历史地理学解读、古代赫梯文献的传记特征等研究成果开拓了新的领域。古代埃及史研究中,关于埃及晚期历史的研究成果更加丰富,研究问题涉及埃及托勒密王权、波斯人对埃及的统治以及经济制度等比较广泛的专题。在希腊罗马史研究领域,古典学在华传播史受到关注。在中世纪史研究中,长期不为人国内学界了解的中世纪地中海史进入了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


宗教仪式研究成果日益增多,既有对具体的神祇崇拜活动的研究,也十分注重仪式和节日,通过个案研究探索仪式特征与王权统治、社会管理的关系。欧洲中世纪史学者继续关注宗教改革、异端运动等问题。另外,家庭史、教育史、大学史、法律史、移民史等研究领域近年来逐渐被越来越的学者关注和研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在不断深化、拓展。


(三)传统问题研究继续深入


世界古代中世纪史领域一批传统历史问题的研究继续深入,仍然占据近年来科研成果的大半江山。社会结构、政治体制、军事制度、经济问题、经济社会史、对外关系、思想文化等仍然是研究的热点。


对于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学界的关注一直在持续。2015-2016年度,众多学者归纳、总结了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古代埃及文明、古代赫梯文明、古代希腊文明、古代朝鲜文明的文明起源和发展的总体特征,对文明和国家起源的理论与名词进行了解析;欧洲中世纪史学者则就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道路,欧洲文明从中古向近代的过渡与转型等问题展开讨论。


古代社会的结构与体制一直是世界历史学研究的传统问题。2015年度,学者们对古代埃及的经济管理制度、古代希腊的民主制度、日本古代中世纪的结构与体制以及欧洲中世纪国家的政治思想、宗教改革、民族国家等重大问题,都有深入的讨论。


对外关系研究不仅的视角不再仅仅关注政治和国际关系,文化交往和贸易活动也被纳入研究视野,古代西亚和埃及史研究者研究古代国家的对外战争和国际关系问题,研究海上和路上贸易道路和物质和文化的交流;历史上的中日朝关系、中国文化对日本和朝鲜半岛的影响、江户时代的思想文化和对外关系、中朝边界等问题的研究成果仍然比较丰富;欧洲中世纪史学界则重点研究欧洲中世纪国家的海外贸易活动。


在这些传统问题的研究角度和方法上,学者们力求创新,比如希腊政治史研究更倾向于从“表演文化”、“民主秩序”等新的角度展开思考。


(四)文献研究水平不断提高


文献研究成果不断增加,在古代西亚史、古代埃及史、古代希腊史等领域,学者们均出版或发表了翻译自原始文字的文献和注释成果,并且有些开始挑战传统的西方学者的注释观点。这部分成果有的直接在国外期刊杂志上发表,得到了国际学界的关注。史学史研究领域同样也表现出向传统观点发出挑战的趋势,中国学者日益摆脱介绍史学名著、著名史家的模式,开始深入分析文本、挖掘作者生平,提出了具有不同于传统认知的新观点,这在古代罗马史、拜占庭史研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五)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关照现实问题


关照现实问题是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者十分重视的研究方向。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科是基础学科,研究者主要从事近代以前世界各地区历史和文化的研究。但是仍然表现出现实关切,特别关注一些源出于古代和中世纪时期的专题,以及一些可与现实对比,能够提出参考和借鉴意义的课题。比如,养老问题、社会和国家治理、农业生态、社会公正腐败现象、资本主义的起源与欧洲社会的转型、一带一路的历史等。


2015年,以大区域开发与治理为核心的研究视角成为焦点,部分研究成果、翻译成果、立项课题和学术研讨会分别就世界历史上的帝国、早期国家形态与帝国、帝国的统治与管理、全球史视野下的帝国、帝国与城市等问题展开了研究和探讨;越来越多的研究机构和团体开始关注大的研究视野,大区域的治理和发展问题。2015年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古代史专业委员会年会的主题之一“古代帝国的建构与维系”,与会学者展开了热烈讨论;部分媒体也专版发表了世界古代史学者的研究成果。这类问题既具有学术价值也具有现实意义。


2016年度研究成果中出现了“治理”、“和谐”、“外交”、“人才”、“养老”、“公共利益”、“一带一路”等具有当代蕴意的名词。学者们一方面从当代的视角关照古代社会,一方面从古代历史研究的角度向当代社会面临的问题提供参考和借鉴。


(六)学科建设与发展


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科领域新老学者一直非常重视学科体系建设。一方面,努力构建完整的学科体系,通过引进国外优秀的通史类和专题类研究成果,提高中国学者的学术见识和学术素养。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参与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暨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创新项目“《剑桥古代史》《新编剑桥中世纪史》翻译工程”研究接近尾声。这套译著将进一步丰富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的研究和教学资料,推动学科不断进步。一大批西方世界古代中世纪史专业领域的学术著作源源不断地被翻译引进,大批学者参与到翻译和引介工作,既提高了自身的学术水平,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深入认识和了解学科知识,使他们成为潜在的未来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者。


中外学者合作研究不断深入。国内外罗马史学者共同参与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奥维德》翻译与研究”项目,并举办了系列报告会和研讨会。上海师范大学与美国迪金森学院合作建设的“迪金森古典学在线”(Dickinson Classics Online)数字资源为国内罗马史学者提供了十分便利的研究工具。中德赫梯学者共同撰写完成的《中国赫梯学的历史》一文在德国发表,国际学界对中国赫梯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有了系统认识。来自各个领域的国外知名学者纷纷来到中国进行学术访问,在北京、上海、广州、长春、西安等地发布学术成果,既增长了中国学者的知识和见闻,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学者来到中国开展交流和合作研究。


2016年度,中国世界古代史学者与考古界合作,积极参与中国考古界即将在埃及、印度开展的考古工作,举办了古代埃及考古系列讲座、古代印度考古讲座,邀请国内外古代埃及学、印度学者介绍相关国家的历史和考古状况,产生了较大影响。


另一方面,各学科领域建设强调更加合理的专业配置,更加突出的专业特色。2015-2016年,复旦大学历史系主办的“古代近东文明学术研讨会”,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主办的首届“全国古典学青年论坛”,上海师范大学主办的“古典学术月”、“古代地中海论坛”等均体现出鲜明的专业特色。


在我国推行“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与东西方文博界、史学界交流日趋频繁的大背景下,本年度中国各大博物馆同世界多个国家联合在国内举办的古代文明文物巡展十分引人瞩目,如中国国家博物馆、四川博物院“罗马尼亚珍宝展”,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天津博物馆和山东博物馆“永恒之城——古罗马的辉煌”大型展览、上海月星环球港博物馆“庞贝末日”考古文物展、南京博物院“法老·王——古埃及文明和中国汉代文明的故事”等。这类展览既有助于国内学者深入学习世界古代史相关知识,也是中国学者向广大爱好者普及学科知识的良机,有利于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科后备人才培养,也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各个学科领域在2015-2016年表现出各自不同的学科特色。


二、古代西亚史


2015-2016年,中国古代西亚史研究继续坚持从文献入手,深化专题研究,关照重大理论问题,注重学科建设和学术普及工作,从古代西亚、古代两河流域、苏美尔、巴比伦、亚述、波斯、赫梯等多个文明区域和不同角度深入探讨文明发展、政治和管理制度、宗教观念和活动、社会问题等众多问题。


(一)学科发展与古代西亚研究


2016年6月24-26日,复旦大学历史系主办的“古代近东文明会议”汇集了国内目前从事古代西亚历史文化研究的20余位学者和学生,通过“历史始于苏美尔”、“两河文明与中国”、“个人、家庭与民族身份”、“安纳托利亚文明”、“两河流域经济与社会”、“两河流域文化”六个专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所涉及的议题囊括了古代西亚历史文化研究的各个侧面,研究方法覆盖历史文献学、语言学、考古学、自然科学史、宗教学和出版学等多个领域,表现出中国亚述学、赫梯学快速发展,不断与国际学界接轨的势头。


文字和文献研究是古代西亚史学者研究的重点,也是古代西亚史研究的基础和前提。吴宇虹等的著作《古代西亚塞姆语和印欧语楔形文字和语言》是楔形文字及其相关语言的语法教材,分别论述楔形文字的文字特征、阿卡德语、赫梯语和乌加里特语的语法特征,可以作为学习楔形文字及其语言的入门工具书。[2]


(二)古代两河流域历史文化研究


古代两河流域地区是早期世界文明诞生之地,以两河流域为研究对象的成果涉及文明特征、王权观念、经济问题、对外物质和文化交流、思想艺术等多个方面。[3]于殿利的著作《人性的启蒙时代——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艺术与思想》从人性启蒙的视角审视了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艺术和思想,从不同的角度全面描绘了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对人类文明的价值和贡献;欧阳晓莉从文物分析的角度概括了古代两河流域王权观念的嬗变轨迹。宋娇、李海峰聚焦古代两河流域文献中有关土地盐碱化问题的记录,指出土地盐碱化问题是古代两河流域文明衰亡的一个重要原因。章煜分析了两河流域学校教育文献中保存的有关牛的法律条文和规范,指出其表现出古代两河流域社会法律体系的部落习惯法特征,也应具有规范社会生活的作用。高文宝、吴宇虹研究了古代两河流域的宁乌尔塔神话,指出该神的特性与古代两河流域政权的对外扩张和贸易文化交流活动相呼应,反映出古代两河流域社会的真实生活场景。刘昌玉详细考证了古代两河流域文献中记载的麦路哈的具体位置,指出印度洋与波斯湾的海上贸易活动将古代两河流域文明与印度河文明联系起来,是更大范围的文明交往和物质联系活动的基础。


在关注古代两河流文明发展的总体线索和特征之外,学者们更多地依苏美尔时期、巴比伦时期、亚述时期以及波斯帝国及之后时期的阶段划分开展古代两河流域史研究。


苏美尔时期的研究呈现出文献研究为主的特征。[4]王献华的研究集中在古代两河流域早期历史阶段。他对早期苏美尔文献中出现的“苏美尔”一词的含义进行了仔细的梳理,指出这个词汇并非学界所普遍认可的地理概念,它应该是一个文化概念;他仔细分析和研究卢伽尔扎吉西时期的纪年文献,指出传统观点所认为卢伽尔扎吉西与拉伽什城邦的关系存在令人困惑之处,两河流域早王朝末期城邦之间关系应重新认识;通过解读阿卡德时期有关出身王室的恩图女祭司的文献,他指出阿卡德时期恩图女祭司已经成为王权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乌尔第三王朝经济文献,特别是普兹瑞什达干档案文献的研究已经持续多年,每年都有多篇成果发表,并且逐渐细化。吴宇虹、董晓博研究了档案文献中é.TUM一词的具体含义,指出该词具有特殊用途,将其解释为“保存档案泥板的内层特殊容器”有可商榷之处。欧阳晓莉观察到乌尔第三王朝经济管理文献泥板边缘的一些楔形文字符号,认为这是古代两河流域文明中使用的六十进制位值计算法的一种变化形式,进而发现了“部分六十进制记数法”。刘健从文明的原生性、开放性和多元性、继承性等角度探索了苏美尔文明的基本特征;陈艳丽、吴宇虹研究了苏美尔人地下世界观存在的矛盾之处,认为其体现了苏美尔人思想观念中朴素的唯物主义的死亡观与唯心的宗教来生观的矛盾。晁雪婷、董晓博详细介绍了乌尔第三王朝贡物调拨中心普兹瑞什达干发现的档案箱上封泥的类型、特征、封泥文字的书写内容以及档案管理人员的情况,同时介绍了相关数据库网站,具有较高的信息和资料价值。


巴比伦时期的研究从多个角度关注不同专题。[5]陈艳丽、张宝利根据古巴比伦时期马瑞信件文献详细地梳理了两国联姻的历史背景、国际惯例以及迎亲的具体日程和所遭遇的各种问题。李海峰研究古巴比伦时期的养老问题,他既注意到古巴比伦社会养老的不同形式,也以女祭司为例进行个案研究。国洪更阐述了汉穆拉比法典的流变过程。亓佩成关注中巴比伦王朝自加喜特人入主后的对外关系,对巴比伦与埃及、亚述、赫梯和埃兰国家的关系进行了梳理和总结。


亚述时期的研究主要表现出文献解读与制度研究并重的特征。[6]陈飞对于亚述王表和亚述—巴比伦同步王表的注释和解读结论已经得到国际学界的认同。其中,他对亚述—巴比伦同步王表中部分段落进行了重新解释,结论将可能改变学界公认的亚述与巴比伦国王在位顺序和年代。另外,《<亚述王表>译注》是国内首篇将《亚述王表》译为汉语的译本。国洪更依时间线索分别讨论了亚述国家从古亚述到中亚述到新亚述时期的文献种类和主要内容,并分析了这些文献的史料价值及研究难点。他还从赋役豁免权、宦官、军事占卜、邮驿制度等多个角度研究了亚述国家的政治和行政管理制度:他的著作《亚述赋役制度考略》从行省的农业税、附属国的贡赋、对外贸易与关税、人口与徭役、神灵崇拜与供品征收、赋役的豁免以及财政危机与新增税负等七个方面详细探讨了亚述历史发展进程中赋役制度的特点及变化。


(三)安纳托利亚古代史和赫梯学研究


安纳托利亚历史和赫梯学研究的范围比较广泛,2015-2016年度发表赫梯学成果7篇,涉及学说史回顾、赫梯文明特征、文献、制度、宗教等多个专题。[7]


由Hanna Roskowska-Mutschler、李政和刘健共同完成的“Hetixue: Zur Geschichte der Hethitologie in China”全面梳理了中国赫梯学建立和发展的历史,介绍了中国学者的赫梯学研究成果和中国赫梯学发展的现状,以此纪念德国著名赫梯语言学家JohannisTischler。


李政从赫梯文明的创造者、赫梯人才政策、赫梯传记文献特征、铁列平时期的历史地位等多个方面进行探讨和总结。通过研究赫梯历史各个古代民族在安纳托利亚地区的活动及各种文化证据,指出印欧赫梯人是赫梯文明创造者中的主体,但不是唯一;在赫梯人才引进与使用问题的研究中,他指出古代安纳托利亚人才来源广泛,覆盖了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科学、艺术等各个领域,而且具有连续性,构成古代安纳托利亚文明的一个重要特色;他详细描述了赫梯国王哈吐什里三世写给巴比伦国王卡达什曼-恩里尔二世的一封书信,指出这类书信中包含的传记要素为研究这类书信文献提供了新的视角;另外,李政还深入分析了赫梯历史上最著名的国王之一铁列平的政治功绩,指出铁列平对赫梯国家的贡献体现在王位继承法、政治思想与制度、外交关系与政策、法律文化以及文献编撰等各个方面,是赫梯文明大发展的时代。


中国赫梯学者注重制度研究,除李政对于赫梯人才制度和铁列平时期的制度贡献研究外,刘健研究了赫梯国家庆典文献中所记载的基拉姆节日活动,指出这种活动是赫梯王室巩固统治,彰显赫梯王权统治的神圣性、正统性和权威性的手段。蒋家瑜梳理了赫梯文献中记载的各种与流放判罚有关的记录,探讨赫梯国家统治中采用的流放判罚的类型及流放政策,在赫梯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发挥的作用及实际效果。


(四)中东局势与古代西亚晚期史研究


2015年,中东局势中最引人关注的一个事件是伊斯兰教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大肆破坏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古代遗址和博物馆,摧毁和倒卖了大量珍贵文物。这些遗址和文物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亚述帝国时期,有鉴于此,部分期刊杂志中刊载了一批介绍亚述帝国遗址、文物和艺术作品的文章。但其中专业学者的成果十分少见,且对于伊斯兰国摧毁和倒卖文物行为和政策的学术性研究成果也未见到,这一点应该引起古代西亚史学者的注意。


另外,近年来开始有学者和学生尝试涉猎古代西亚晚期历史,[8]一些其他专业的学者、学生也开始关注古代西亚历史的一些专题,从民族文化、考古学、神话学、自然科学史、服装设计、艺术史等专业角度进行比较专门和深入的探讨。古代西亚史学者和各个专业领域的学者进行合作研究将有可能进一步推动中国的古代西亚历史研究。


三、古代埃及史


近年来,我国的埃及学发展较快,逐渐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注意和重视。2015年6月19—20日,中国第一届国际埃及学大会在长春举行,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主办了这次会议,来自英、美、阿、埃、中、中国台湾地区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多位学者与会。学者们不仅对具体学术问题展开研讨,也对我国埃及学学科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


制约我国埃及学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中国埃及考古学的缺失。2015-201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筹划在埃及开展考古发掘工作,为此,考古所举办了系列学术讲座,我国埃及学者就埃及学的起源与发展、埃及考古学的历史与现状、古埃及人的年代学与宗教观、古埃及历史上的某些重要问题等做专题学术报告,产生了良好效果。


2015-2016年度,我国埃及学学者的研究成果涉及原始文献的译注和研读、社会意识和宗教仪式、经济、政治等多个方面。


(一)文献和文字研究


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文献的译注和研读是埃及学研究的首要条件。[9]郭丹彤的3卷本著作《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文献译注》从古埃及大量原始文献中选择97篇最具代表性的文献进行翻译和注释,它们不仅涉及到历史、宗教和文学等各个领域,还集中体现了古埃及文献的一般面貌。金寿福译注古埃及重要文献《亡灵书》,并对其内容和反映的历史和宗教思想进行了深入解读。李晓东和李慧雪解读并注释了因泰甫石碑铭文,考察了碑文当中很多难以理解的词汇。


王海利考察了古埃及文字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同时注重对古埃及文字符号及其反映的心理认知特点的探讨,指出限定符号可以为我们了解古埃及历史、社会的变迁提供特别的视角,同时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古埃及人的心理认知特点,深刻理解古埃及文化的内涵。


(二)古埃及研究的传统问题


王权问题是埃及学研究领域的传统课题。[10]郭子林根据文献资料对古埃及王权的制度化进行思考,指出专制王权之所以在新王国时代达到巅峰,主要是因为当时以国王为首的统治阶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实现了专制王权具体内容的制度化。


经济是社会活动的基础,然而由于古埃及特殊的社会生活方式,关于古埃及经济活动的史料留存下来的相对较少,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古埃及经济史的深入研究。[11]金寿福运用波兰尼的“再分配”理论检视古代埃及经济,认为再分配在古代埃及经济中并非决定性和全国性的机制;古代埃及经济总体仍处于初始阶段,但它含有一些现代经济因素。郭丹彤研究古埃及人的土地私有化问题和赋税制度,指出埃及土地的私有化进程发端于国王的馈赠,并通过土地买卖和继承而不断深化和加快。她还研究了埃及税收类型和管理环节以及从实物到货币化的发展历程。袁指挥探讨了古埃及人的对内贸易活动,指出国内贸易是古埃及国家主导的再分配经济的补充,两者具有某种程度的互补性。


古埃及的对外关系是近年中国埃及学研究的热点问题。[12]郭丹彤从现有的埃及文献——奈苏蒙图石碑、索白克胡石碑和孟菲斯铭文——以及出土于迦南和埃及两地的考古资料考察了中王国时期埃及与迦南的关系。她还研究了埃及沙桑克一世在巴勒斯坦的战斗,认为学界对于这场战争的认识存在误差,沙桑克战争的影响极有可能微乎其微。袁指挥探讨了阿玛尔纳时代埃及与米坦尼以及与其属国叙利亚-巴勒斯坦的关系。他认为,阿玛尔纳时代,埃及与米坦尼的关系经历了从友好到破裂的变化成果,两国关系的恶化对中东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于埃及和叙利亚-巴勒斯坦属国的关系,他研究了埃及约束属国的各种政策和措施以及双方需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近些年,我国学者关于后期埃及历史的研究比较多。[13]郭子林系统论述了托勒密王朝专制王权的研究史、专制王权形成的背景和演变过程、国王人格的神化、国王的权力、中央集权的官僚统治、专制王权运行的保障措施、专制王权的影响和特点等,认为托勒密王朝的专制王权是相比于法老埃及时代更为强化的专制制度,在很多方面体现了自己的特点。郭子林还探讨了托勒密王朝时期埃及的社会结构状况和波斯人对埃及的统治,认为托勒密王朝的社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稳定社会秩序和维持专制王权统治的作用;波斯人的统治在一定程度上瓦解着古埃及传统的文化认同,为希腊马其顿人征服和统治埃及奠定了基础,构成了古埃及文明消亡链条上的起点。陈恒和李月论述了托勒密埃及油类专营制度的内容、实施原因和效果等,认为限于各种因素的制约,托勒密埃及油类专营制度并未在埃及所有地区切实有效实行。


古埃及文明是世界四大文明之一,在经历了新王国的鼎盛之后,逐渐走下坡路,甚至最终成为失落的文明。关于古埃及文明消亡的原因的探讨始终是一个重要课题。[14]李晓东教授对新王国时代晚期文献中一个复兴时代的年号进行细致考察,进而对古埃及文明的衰亡问题做出思考。郭子林认为在探讨古埃及文明的消亡问题之前,首先应该探讨清楚古埃及文明的根本特征,从而才能够探讨清楚古埃及文明的消亡是在哪个方面的消亡。以特殊的文字为载体、以多神崇拜为背景的神圣王权观念,构成了古埃及人文化观念的核心。


(三)宗教及仪式研究


宗教深入到古埃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我国学者始终重视对古埃及社会意识和宗教仪式等问题的研讨。[15]李晓东考察古埃及人的主导社会意识,认为古代埃及社会主导意识的诞生直接关系到古埃及社会文化的基本面貌及其历史发展方向,其诞生机制的深层根源在于古代埃及“原史”时期所处的生存压力性质。郭子林探讨了古埃及国王的王位继承仪式和献祭仪式,认为埃及法老的登基仪式和加冕仪式成功地将宗教与世俗两个方面糅合起来,通过仪式场面、象征物、浮雕和铭文,在国王与神祗之间建立起神圣关系,使国王的身份和统治神圣化。它们还在全国范围内确认了国王的各种权力,强化民族认同、凝聚社会力量,对于维护和延续古埃及王权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还认为,古埃及国王的献祭仪式是集合性仪式,由庆祝战争胜利的仪式、日常祭神仪式、日常祭祖仪式和国王神化仪式构成,古埃及三千多年的王权统治的实施和延续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这些仪式的不断展演。南树华从奥西里斯神的自然属性和复活永生之神性的角度,考察了奥西里斯神在古代埃及受崇拜的缘由。颜海英关注古埃及人的复活仪式文献及天文记录。她指出,古埃及墓葬文献研究应当充分认识古埃及“仪式文化”的特点,结合考古和图像资料,以观念与仪式互动的视角重新解读《来世之书》等记录复活仪式的文献。综合图像、铭文、仪式中的多重信息,她还探讨了古代信仰与天文观测的密切关系,说明古代知识具有综合性特点。黄庆娇和颜海英从金字塔铭文入手,考察复活仪式与古埃及王权观念的关系,探讨该仪式在古埃及人宗教与现实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王亮和郭丹彤考察古埃及人的神谕审判记录,认为神谕审判是以祭司操纵为基础,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最终目的的一种占卜形式,在埃及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刘金虎和郭丹彤探讨古埃及人的托特神崇拜,认为作为埃及最原始的神祇之一,托特神在古埃及多类宗教传说和仪式中都占据着特殊的地位,是埃及宗教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侧面。南树华和郭丹彤研究托勒密时期的奥西里斯神崇拜问题,认为奥西里斯神崇拜是古埃及文明存续至希腊时期的文化标签,他的崇拜既是古埃及文明与希腊文明在碰撞中实现融合的结果,也是埃及文明影响希腊文明最显性的标志。


另外,我国学者还介绍了国内外关于埃及学和具体问题的研究状况或对相关领域重要论著进行翻译[16],也阐述了埃及学研究的理论问题。[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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