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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腾:“12世纪文艺复兴”概念发展史: 从让-雅克·安培到查尔斯·哈斯金斯 (下)
来源:世界历史编辑部 作者:本站编辑 [日期:2018/10/23] 浏览:

三、 承袭与拓展:美国学界与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


相对于欧洲学界,美国中世纪研究起步较晚,且在早期深受法国浪漫主义史学和德国兰克学派的影响。弗格森曾指出,20世纪上半叶几乎所有中世纪学者都是修正主义者,试图推翻对中世纪司空见惯的偏见。但与欧洲国家相比,美国在中世纪史研究中的民族主义和宗教教派情绪并不强烈。美国学界对“12世纪文艺复兴”概念的接续、反思和拓展,既承袭了欧洲学者的主要观点,也有自身的独特思考。这个过程本身也体现了美国中世纪史学界走向专业化、迈向职业主义的历程,同时也展现了美国学界看待欧洲中世纪盛期文明的不同视角。

20世纪初的美国学界通过与欧洲学界的交流,已经广泛接受了“12世纪文艺复兴”这个概念。早在1904年,威斯康星大学的德纳·卡尔顿·门罗(1866—1933年)和乔治·克拉克·塞勒里(1872—1962年)就合编了一部《中世纪文明:欧洲学者选集》,其中收录的多篇论文都出自本文前述欧洲学者之手。因此,美国对“12世纪文艺复兴”的认识从根本上承袭自欧洲学界,但也有自身的创新。在1906年的美国历史学会年会上,德纳·门罗做了题为“12世纪文艺复兴”的主旨演讲。他指出,“文艺复兴”通常被理解为古典艺术和文学的复兴,但这种狭隘的解释容易使“12世纪文艺复兴”概念具有误导性,即只有古代经典文化的再现才能被称为“文艺复兴”。但是,如果将“文艺复兴”广义地理解为其本意“新生命”的话,12世纪的文化运动就可以毋庸置疑地被称为“文艺复兴”了。为此,门罗归纳了12世纪文艺复兴的三个开拓性发展:其一是独立精神的发展,亦即随着教士和贵族影响力的下降,城市居民开始产生自我意识,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兴盛和异端的出现都表明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顺服,甚至敢于公开质疑权威,“不敬”(Irreverence)成为这个时代的精神标志。其二是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像沙特尔这样以古典文献研究著称的地方都有若干享有盛名的几何学家和地理学家,体现了科学精神的迅猛发展。其三是急于将所学一切投入使用的渴望。与此前学者对托钵修会的消极态度截然相反,门罗认为12世纪末期所涌现的托钵修会恰恰最生动地体现了这种热切的实践精神,并因此逐渐占据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主导地位。相较于欧洲学者,美国学者的民族情绪和宗教教派色彩相对淡漠,因而能从不同角度对这一历史现象进行重新审视。

然而,在美国当时学界已经普遍使用“12世纪文艺复兴”的情况下,也有学者对之提出质疑,其主要代表是哈斯金斯的学生路易斯·约翰·佩托(1880—1928年)。佩托在1909年的博士论文中就指出,当时学者们已经习惯使用“12世纪文艺复兴”,但“中世纪文艺复兴”(Medieval Renaissance)的说法或许更为贴切,因为这场运动虽始于11—12世纪却在13世纪才达到顶峰。与他在法国留学进修时期的指导教授夏尔-维克多·朗格诺瓦一样,佩托也认为如果12世纪拉丁古典文学复兴没有中断的话,将会产生出不亚于15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成果。但随着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权威化和神学的机械系统化,人文主义运动在13世纪中期走向衰落,原先聚焦于古典文化的热情被转移到了逻辑和辩证法上,造成了这场复兴的夭折。于是,“巴黎大学对语法和修辞研究出现了令人遗憾的衰落,这些可以从13世纪后半叶乃至整个14世纪糟糕的拉丁写作风格中看到”。此外,佩托还特别质疑德纳·门罗对“文艺复兴”的阐释,认为“新生命”一词是“福音式”语言,仿佛在历史视野之外有个奇迹般的时代突然出现一样。在佩托看来,从12世纪的西欧到新大陆的发现,再到现代欧洲国家的形成本来是一个自然的、渐进的过程,却因为这个“从神话中借用的‘重生’概念”而遭到了武断的分割。在1917年出版的《中世纪史研究指南》中,佩托再次哀叹“不幸的是,这一运动现在被广泛地称为‘12世纪文艺复兴’”。因此,佩托虽然在思想框架上接受了前代学者对中世纪盛期文化的论述,却极力反对“12世纪文艺复兴”这个概念。因此,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12世纪文艺复兴”在20世纪初的美国学术界已经得到广泛接受和使用。

毋庸置疑,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在美国学界辨析、反思和普及“12世纪文艺复兴”概念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并做出了影响深远的阐释。早在1904年讨论巴黎大学布道词的文章中,哈斯金斯就首次使用了“12世纪文艺复兴”这个术语。他说,“在早期的大学中,哥利亚德诗歌(Goliardic poetry)和其他12世纪文艺复兴的产物都确实具有可观的价值,但这一运动很快被经院哲学的胜利所碾压”。在这短短的一句话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拉什道尔和朗格诺瓦相关论述的痕迹。在1920年发表的《12世纪文艺复兴中的希腊因素》中,哈斯金斯首次尝试界定“12世纪文艺复兴”,认为其主要组成部分是拉丁古典文学和罗马法的复兴,但古希腊哲学和科学的重新引入才是其最为与众不同之处。他特别指出“中世纪的希腊主义是一种翻译中的希腊主义”,这些翻译作品也正是“意大利文艺复兴中的希腊主义”的重要来源。沿着拉什道尔所开创的路线,哈斯金斯赋予大翻译运动和自然科学研究在12世纪文艺复兴运动中的核心地位,并借助对大翻译运动的强调建立起两次文艺复兴之间的联系。

经过了二十余年的酝酿之后,哈斯金斯在《12世纪文艺复兴》一书中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完整系统的概括。从时间上看,这一运动始于主教座堂学校兴起的11世纪后期,衰落于大学教育体系僵化的13世纪中期;从地理上看,法国和意大利占据主导地位,形成以巴黎为发源地、早期大学所在地为中心的知识扩散网络;从精神上看,体现出了个人意识的觉醒和自由思想的勃兴,通过对权威的挑战开启了欧洲文明通往现代性的大门。这场运动的核心是对古典文本的重新发现,包括罗马拉丁文献和罗马法的复兴以及大量希腊文本及相关注疏的翻译,而运动中的代表人物则是彼得·阿伯拉尔和索尔兹伯里的约翰。

就“12世纪文艺复兴”的界定和内涵而言,哈斯金斯基本上秉承了欧洲学者此前的论述。虽然从各方面来看哈斯金斯都并非“12世纪文艺复兴”概念的首创者,但他无疑对这个概念后来的广泛传播做出了最为坚实系统的阐述。这一方面得益于哈斯金斯高超的叙事技巧和对史料的把握能力,另一方面也由于他将过去相对碎片化、抽象化的描述锻造为社会、经济、政治等思潮统合下的文化整体发展。与前代学者相比,哈斯金斯在探究“12世纪文艺复兴”的视野上实现了重大突破。

首先,哈斯金斯强调无论是从涉及的国家还是社会阶层来看,这次文化复兴运动的影响范围都十分广泛,民间文学的高度活跃表明其波及范围并不限于精英团体的小圈子。其次,哈斯金斯认为虽然新人文主义的力量在12世纪结束之前就已经消耗殆尽,但新科学却在1125年前后出现。而且,发轫于12世纪的哲学复兴直到13世纪大量吸收阿拉伯和希腊学术之后才达到顶峰。因此,哈斯金斯将人文主义和新科学的涌现整合在一起作为12世纪文艺复兴的核心特征,这是他在概念阐释与研究范式上超越前辈学者的重要一步。最后,哈斯金斯将历史书写和民间文学视为12世纪文艺复兴在知识活动方面的新突破,从多方面拓宽了“12世纪文艺复兴”的研究视野。他指出,12世纪的历史书写采取了编年史、年代纪和圣徒传等多种体裁,不单纯是对古典时代历史书写的模仿,还逐渐形成了具有浓厚历史哲学倾向的历史观念。这种对历史书写的热情及其所包含的对欧洲基督教王国的深刻体悟奠定了欧洲认同的基石,也成为哈斯金斯以中世纪盛期为欧洲文明共同体之肇端的核心论据。

在学术传承上,哈斯金斯对“12世纪文艺复兴”的阐释对此后的中世纪史学界影响极为深远。哈斯金斯所开创的中世纪研究路径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就在美国学术界乃至整个西方学界占据了主导地位,他的门生约瑟夫·斯特雷耶(1904—1987年)及其再传弟子们在此后几十年间一直是美国中世纪研究的主力军。如保罗·弗里德曼和加布里埃·斯皮格尔所说,哈斯金斯将19世纪德国科学主义史学中的实证主义、唯心主义、自然主义和客观性同美国20世纪初期独特的进步主义模式相结合,创立了美国特色的中世纪史研究传统。而且随着美国学术界地位的迅猛上升,二战后几乎所有关于“12世纪文艺复兴”的研究都以哈斯金斯的作品为起点,形成了第二次“12世纪文艺复兴”研究的高潮,这也使哈斯金斯范式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此外,哈斯金斯自身在美国高等教育界的角色也使他在身为研究者的同时还是一位实践者,借助对美国大学历史教学制度的改革落实了自己的学术理念。尤为重要的是,美国学术界特别注意在大学教材编撰中引入这些概念与讨论,极大促进了“12世纪文艺复兴”概念在知识界的传播。或许也正因为如此,使后人有意或无意地忘却了哈斯金斯之前的研究成果,而将他视为“12世纪文艺复兴”的开创者。


 


小结


综上所述,从让-雅克·安培、埃米尔·格巴尔到哈斯廷斯·拉什道尔等,再到哈斯金斯及其同代学人和门生,我们可以看到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的学者们如何不断地修订增补,逐渐构建起较为完善的“12世纪文艺复兴”概念。在这个概念逐渐清晰化的过程中,也产生了许多重要的研究范式,其中许多范式仍旧在引导和影响着我们当下的研究。在这个概念的建构过程中,法国式的唯理主义、英国式的经验主义乃至德国式的历史主义彼此博弈、交融,形成了观察当时史学发展趋势和差异的独特视角。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说,拉什道尔更应被视为“12世纪文艺复兴”这一概念的真正奠基人,哈斯金斯则是这一概念的集大成者。直到今天,“12世纪文艺复兴”经过了横跨三个世纪的讨论仍具有常辩常新的魅力,中世纪盛期在整个西方文明史中的地位也值得从不同角度进行更为深入和细致的研究。尤其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12世纪文艺复兴”的准确内涵、适用范围、学术史意义与在当下学术研究中的作用等又展开了相当热烈的讨论,乃至形成了第三次“12世纪文艺复兴”的研究热潮,这也有待于后续深入的辨析与诠释。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研究并非是为了支持或者反对“12世纪文艺复兴”这个概念的使用,而是为了能够更为全面、准确地认识中世纪盛期的文化成就及其影响,深化我们对欧洲中世纪历史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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