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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网 - 佳篇共赏 - 余雄飞:沃尔赛的“维京时代”与19世纪丹麦民族主义

余雄飞:沃尔赛的“维京时代”与19世纪丹麦民族主义
来源:世界历史编辑部网 作者:本站编辑 [日期:2019/1/23] 浏览:

内容提要 丹麦与德意志于19世纪40—60年代围绕石勒苏益格的领土归属问题爆发了两次战争。德意志的胜利与丹麦的战败促使丹麦民族主义的发展基本摆脱了“泛斯堪的纳维亚主义”的影响,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由丹麦著名学者沃尔赛创造的学术概念——“维京时代”是丹麦学术界对这一变化的应激反应。这一概念将“维京时代”塑造成丹麦古代历史中的“黄金时代”,使丹麦民族在战后的低迷状态下寻觅到了精神上的寄托与文化上的认同感,并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丹麦按照符合自己民族与国家利益的发展路径继续前进。同一时期的挪威与瑞典的民族主义发展也受到了“泛斯堪的纳维亚主义”带来的文化影响,也选择了适合自己国情的文化认同道路。同时,“维京时代”概念的诞生不仅为学界开启了一片新兴的研究领域,更是对欧洲中世纪以来的历史进行的又一次重塑。

关键词 丹麦 维京时代 沃尔赛 民族主义 泛斯堪的纳维亚主义

 

 

“维京时代”(Viking Age),既是国际学界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史前史研究中一个重要的考古学与历史学概念,也是探讨欧洲中古社会整体历史进程中所经常使用的一个学术概念。它所指代的是约公元800年至1000年这一相对古老的历史时段。在其所涵盖的三百余年时间内,丹麦人、瑞典人和挪威人等三个北欧部族,驾驶长舟,频繁南下,亦商亦盗,对欧洲大陆北部、不列颠群岛乃至地中海沿岸、黑海沿岸各地频频发起冲击,对中古时代欧洲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极大影响。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塑造中古欧洲文明整体面貌的一支重要力量。然而,在19世纪之前,“维京时代”这一学术概念却并不存在。从其于1873年由丹麦著名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延斯·雅克布·阿斯穆森·沃尔赛(Jens Jacob Asmussen Worsaae,1821—1885年)在《维京时代的丹麦文化》(De Danskes Kultur i vikingetiden)一书中首次将其作为学术用语正式提出,到它为学界所接受和普遍使用也仅仅只有近150年的历史。沃尔赛在19世纪70年代创造了这一概念后,法裔美国学者保罗·拜洛尼·杜·夏于(Paul Belloni Du Chaillu,1831—1903年)在他1889年的著作《维京时代:英语民族祖先的早期历史、风俗与习惯》(The Viking Age: The Early History,Manner and Customs of the Ancestors of the English-Speaking Nations)中直接使用了“维京时代”一词作为题目,随后,这一概念随着该书的出版被大众所逐渐熟知。

客观地讲,对作为一个古老历史时段的“维京时代”的研究,国内学界虽有一些论著问世,但总体而论,尚处在一个缺乏深入系统探究的状态之中。而对于沃尔赛所提出的“维京时代”这一学术观念本身,国内学界更是鲜有论及。故而,本文试图将沃尔赛及其创设的“维京时代”概念置于一个宏阔的历史视阈之下,从19世纪欧洲历史的变局、斯堪的纳维亚民族主义运动的萌发、丹麦与德意志的民族与国家冲突、丹麦民族主义思想的变迁和沃尔赛个人思想历程与学术活动等维度和层面,对其产生的缘由和“维京时代”概念对丹麦民族主义的影响加以探究,对其基本内涵加以梳理,对其学术价值加以辨析,以期能对其学术思想加以准确地把握,进而拓展对“维京时代”这一古老时段的历史认识,从而丰富对西方文明发展进程的总体认知。

一、 19世纪欧洲的政治变局与沃尔赛的早期民族主义思想


当沃尔赛于1873年提出了“维京时代”(vikingetid)这一概念之时,他将其视为一个“强大的丹麦时代”(Danevældets tid)。通过对时间与空间范围的限定,并对“维京时代”的内涵加以定义,沃尔赛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学术概念,一个属于维京人的时代,并使丹麦民族与国家的属性与之紧密相连。而欧洲19世纪的特殊时空背景为沃尔赛的早期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历史语境,并为他的学术创新创造了机遇。

(一)19世纪欧洲政治局势的巨变与“泛斯堪的纳维亚主义”的勃兴

19世纪对于欧洲来讲是一段激烈的历史变革期。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召开的维也纳会议使欧洲的政治力量经历了一次重新洗牌,普鲁士与俄罗斯的实力大为增长,奥地利、丹麦、瑞典这些曾经不可一世的欧洲列强却已是日薄西山,欧洲中北部地区的政治生态环境因此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无论是战败的丹麦还是战胜的瑞典,此时都已无力独自应对当时欧洲列强的威胁。斯堪的纳维亚地区陷入新兴的德意志邦联与崛起的俄罗斯对其构成的两面夹击的不利局势之中。

欧洲在19世纪不仅经历了一段烽火连天的峥嵘岁月,还发生了思想的变革,即新的思潮对欧洲传统思想体系的冲击。民族主义(Nationalism)的思潮在战后欧洲各地开始生根发芽,使民族成为欧洲现代政治的决定性因素。拿破仑在战时对德意志邦国的控制唤起了德意志的民族意识,一种以共同的语言、文化、社会关系纽带等要素为基础的,追求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泛日耳曼主义”(Pan-Germanicism)逐渐成形。

面对“泛日耳曼主义”在德意志邦联的兴起,丹麦、挪威、瑞典三国的知识界开始在追溯自己过去的道路上寻找着未来的方向。三国在14世纪末至16世纪初曾以“卡尔马联盟”(Kalmar Union)的形式将斯堪的纳维亚整合在同一个政治屋顶下,成为欧洲历史舞台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基于这一历史前提,联盟成为众多学者推崇的最佳选项。然而,在民族主义的语境中,一种政治抱负要想成为全民为之奋斗的目标必须建立在与之相对应的文化认同之上。一个通过中世纪王室家族联姻形成的联盟,显然不具备足以支撑这一政治目标的文化根基。得益于三国相近的语言和从17世纪就受到重视并加以整理的众多萨迦(Saga)文学作品,北欧的民族主义者从这些讲述他们“共同”的祖先——维京人的传奇故事中发现了被世人所忽视的宝藏。尽管维京人在当时人们眼中的形象仍是无恶不作的海盗,但这并不妨碍学者们通过不断地翻译、出版,重新构建与提炼维京人的历史形象,并以此为基础勾画出一幅诱人的历史场景:在上古时期,高贵的维京人披盔戴甲,从峡湾驾长船出发,以武力与智慧征服了英格兰、法兰西、德意志等地,并建立起一个个强大的王国。这种充斥着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的“征服者”形象正是北欧民族主义者所追寻的目标,他们力图以祖先们“共同的”丰功伟绩与文化传统为基础,构建一种涵盖所有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大民族主义”。期望通过重构三国民众在族群层面上的集体记忆,在政治层面上达到三国自觉联合的目的,以此来解决目前所深陷的困境。在“泛日耳曼主义”向北扩张的压力下,“泛斯堪的纳维亚主义”(Pan-Scandinavianism)应运而生。“泛斯堪的纳维亚主义”的支持者们“相信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拥有着一种建立在中世纪的萨迦与《埃达》(Edda)的诗歌之文学基础上的共同文化,即拥有‘共同的社会形态、共同的语言、共同的信仰’”。他们试图用“斯堪的纳维亚人”这种族群称谓替代丹麦人、挪威人、瑞典人这类具体的民族称谓,以更为宽泛的族群文化论压制有严格边界的民族文化论,使后者成为前者的次生文本。

“泛斯堪的纳维亚主义”的出现是北欧诸国知识分子对欧洲19世纪民族主义思潮的回应,尤其是对“泛日耳曼主义运动”兴起的一种应激反应。同时,它们彼此具有同构性,均为大民族主义思想在不同族群和地区中的变体。它的出现与发展是北欧知识界对大民族主义思想的一次实践。

(二)沃尔赛的生平与他早期的民族主义思想

身处历史变革期的沃尔赛,其自身经历也与所属的时代相互印证着。他本人的学术成长经历就如同丹麦这一阶段的历史一样,由外向逐步趋于内敛。其中,沃尔赛早年的学术和游学经历为他提供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与开阔的眼界,并为日后其创造“维京时代”这一学术概念奠定了基础。

1821年,沃尔赛出生在丹麦瓦埃勒的一个富裕家庭,其父官居郡司库一职,同时也是“王家北欧古物学会”(Det Kongelige Nordiske Oldskriftselskab)的会员。优越的家境使沃尔赛从小便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并受其父影响,自少年时代起便已展示出对考古学的浓厚兴趣。1838年至1841年,他进入哥本哈根大学主修考古学。在大学期间,沃尔赛就以助手的身份与丹麦著名考古学家、国家博物馆首任主管克里斯提安·J.汤姆森(Christian Jürgensen Thomsen,1788—1865年)共事,并在学识上得到了后者的真传。1843年,在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八世(Christian Ⅷ,1786—1848年)亲自举荐下,王家北欧古物学会正式吸纳他为会员,并让其独立负责丹麦考古学介绍书目第二版的编纂工作。沃尔赛在一年内便完成了此项工作,出版了《考古发现与墓冢所反映的丹麦古代史》(Danmarks Oldtid oplyst ved Oldsager og GravhΦje)一书。在此书中,沃尔赛大胆地呼唤读者在检视过去的同时还要从中寻找到自己民族与文明在今日的立身之本:


一个尊重自我与自身之独立的民族不可能只满足于对现状的思考。这个民族的关注点必然会被引导至对过去历史的审视之上,并以一种探寻的视角来追问自己血统的起源、与其他民族间的关系,追问本民族是否在上古时期就定居于此还是迁居于此以及由此揭示的民族命运又是如何;从而以此探知形成本民族今日特征与状态的原因。只有在了解了这些事实之后,民众才对本民族的特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他们才能拥有保卫本民族独立的动力,并在进步中争取胜利,从而提升自己国家的荣誉感和幸福感。


但沃尔赛并没有严格遵循当时颇为流行的“泛斯堪的纳维亚主义”的思想轨迹,将丹麦与瑞典、挪威在文化层面进行横向的联结,反而是将它们按照地域与民族的差别区分开来,他写道:


丹麦人、瑞典人与挪威人之间的联系虽然紧密,但这种情况并不能证明他们拥有着同样的体系、行为与习俗。尤其是斯堪的纳维亚各国间存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与气候,都在上述各方面于当地居民中形成了重要的差异,这一推论已经被无数事实所证明。


在沃尔赛看来,考古发现、历史文献,甚至地貌特征均可以成为构建民族独特性的工具被加以利用。如果说,“泛斯堪的纳维亚主义”在文化层面上构建了丹、挪、瑞三国的文化共同体,那么,沃尔赛于1843年的论述就如同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尝试着将丹麦历史文化的特殊性从“泛斯堪的纳维亚主义”所构建的同质性外皮下剥露出来。这是沃尔赛对大民族主义思想的一次大胆的解构,他所追求的是利用相同的资料来建立一种可以追溯至上古时代的民族“传承论”,在不肢解“泛斯堪的纳维亚主义”的文化共同体的基础上,来凸显丹麦民族的特殊性。虽然早在1843年,沃尔赛就将自己对于丹麦民族的独特思考首次呈现在世人面前,然而在丹麦成为一个真正的民族国家之前,“泛斯堪的纳维亚主义”的三国文化同质论在当时的丹麦知识界仍是最具吸引力的思想和学说。

1845年5月,沃尔赛在丹麦王室的资助和苏格兰萨瑟兰公爵的邀请下,赴英伦三岛对不列颠丹麦人遗迹进行考察。此次学术考察,对于沃尔赛的学术观点主张的阐发和思想变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初到英伦,沃尔赛除在伦敦出席学术交流活动外,还参加了丹麦驻英国大使弗雷德里克·D.雷芬特洛夫伯爵(Frederik Detlef Reventlow,1791—1851年)与普鲁士外交官克里斯蒂安·C.J.冯·本生男爵(Christian Charles Josias von Bunsen,1791—1860年)进行的外交会晤。沃尔赛很有可能在此期间获得了更多的关于丹、普两国在日德兰半岛南部的政治矛盾、边界冲突的信息。

6月19日,沃尔赛北上苏格兰,在当月底到达爱丁堡。他与“苏格兰考古学会”(Scottish Archaeological Society)开展了学术交流活动,并感受到了一股特殊的学术气息。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这些爱国的苏格兰人无法忘记自己的国家曾经拥有过的独立地位,在方方面面均要强调、保留纯正的苏格兰性。……而且他们熟知斯堪的纳维亚人,尤其是挪威人与苏格兰人在苏格兰北部与西部地区的联系,我发现他们愿意倾听,并且可以毫无障碍地理解关于丹麦—挪威元素在不列颠群岛上的含义。”沃尔赛之所以能够在苏格兰学者中找到“知音”,苏格兰的民族主义情绪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很可能在精神层面上,沃尔赛的丹麦民族主义与苏格兰民族主义产生了共鸣:丹麦与苏格兰均为饱受外族欺凌的小民族,对抗外敌的压迫是它们之间的共同点。

11月,沃尔赛抵达了爱尔兰首府都柏林。在此期间,爱尔兰的古文献内容给沃尔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他对这些单纯的文字是否能够清晰地阐述真实的历史表示怀疑。而对民族历史的浪漫想象,在身为考古学家的他看来,民族世系起源这种事关重大的问题应以有力的实物证据和严谨的逻辑推导为基石进行构建,而并非是像爱尔兰学者威廉·边沁(William Betham,1779—1853年)在《伊特鲁利亚凯尔特》(Etruria Celtica)一书中那样毫无根据地“嫁接”和“意淫”。沃尔赛在此时否定了“浪漫”,但当他在日后对丹麦维京人形象进行塑造时,“浪漫”却成了成功的关键。

4月3日,沃尔赛结束了不列颠之行返回丹麦。不列颠的访学经历所取得的成果大大超过了他的预期,用沃尔赛自己的话说,这次“旅行……就像一次考古学意义上的维京入侵,其目的不光是在不列颠群岛上建立起斯堪的纳维亚的影响力,还要传播一种对丹麦和挪威遗迹的更好的认知”。作为此次旅行的总结,沃尔赛将这期间的所见所闻以及自己在相关方面的整理研究所取得的成果集合成册,并于1851年出版了一部报告式的著作,即《丹麦人与挪威人在英格兰、苏格兰及爱尔兰的记述》(Minder om de Danske og Nordmoendene i England, Skotland og Irland)。

另外,对大量海外出土文物与历史遗迹的考察进一步丰富了沃尔赛对维京人历史文化的认识。在他笔下,维京人的形象开始从野蛮海盗开始向农夫、商人以及熟练的手工艺者等多维度的历史角色发展转变。他对简单地将维京人视为野蛮人的观点进行了反驳:“……丹麦是如此之强大,以至于波罗的海都成为她的内湖。我们很难如古代修道院的编年史家那样,只是出于对斯堪的纳维亚异教徒的恐惧与痛恨就将挪威人与丹麦人视为野蛮的维京人,便认为后者通过强大的武力在西方国度站稳了脚跟。”最为重要的是,维京人在书中被刻意地“丹麦化”,并以征服者与统治者的形象出现在沃尔赛的结论之中,他总结道:


丹麦人以及他们的继承者诺曼人并没有将他们自己局限在暂时性地颠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统治,而是将其永远地终结了……甚至连英格兰王室都混合着丹麦人的血统。盎格鲁—撒克逊人,无论高低贵贱,都在逐渐地走向没落;但与此同时,在经过两个世纪的扩张与殖民的积淀后,受益于海盗国王和四处劫掠的维京人所奠定的基础,统率规模庞大的船队的丹麦国王得以完全地建立起了自己的统治。


此刻,曾一度被沃尔赛摒弃的“浪漫”在关键的历史主语的身份问题上取代了实证主义,一个被冠以“丹麦人”称谓的民族世系个体代替了维京人的群体,并将他们描绘为在不列颠殖民地范围内仍保持着“纯正的丹麦法律、传统和习俗”,还在英格兰的历史时空内塑造了一个征服、统治英格兰,并代代相传、绵延不断的“丹麦王朝”。这种移花接木式的叙事手法使“丹麦人”在英格兰的历史中反客为主,成就了一段能够让所有19世纪丹麦人感到无比自豪的历史。沃尔赛对“丹麦维京人”当时建立的“伟业”的描绘仿佛是在为19世纪的丹麦雪耻,让丹麦人从往昔历史中挽回了些许的颜面与自尊心。在诸如此类的种种形容描绘中,一个属于维京人,或者说一个属于“丹麦人”的时代观念已经初具雏形。

二、 沃尔赛民族主义思想的转变与“维京时代”概念的诞生


19世纪中期,丹麦与德意志邦联的冲突进入最为激烈时期。双方最终围绕着石勒苏益格与荷尔斯泰因两个公国的封建继承和归属问题,分别于1848年和1864年爆发了两次“石勒苏益格战争”(the Schleswig Wars)。丹麦先胜后负,最终丢掉了对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与劳恩堡地区的统治权。在胜与败的旋涡中,“泛斯堪的纳维亚主义”由盛转衰,面对种种残酷冰冷的现实,作为一个富有爱国情怀的知识分子,沃尔赛一直没有停止对丹麦民族存亡、国家兴亡进行的思考,并最终为丹麦民族在历史中寻找到了立身之本。

(一)两次石勒苏益格战争与“泛斯堪的纳维亚主义”的失败

在沃尔赛生活的时代,丹麦还并非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它的一只脚已经迈入了现代国家的行列,但另一只脚仍被封建法束缚在中世纪的秩序之中。一方面,受到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丹麦在1848年进行了政治改革,以不流血的方式废除了绝对主义制度,转向了君主立宪制,并开始制定自由宪法;另一方面,丹麦在封建法理上依然对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与劳恩堡三个公国拥有统治权。但在这三个公国内居住有大量的德意志人口,并且随着“泛日耳曼主义”在德意志邦联中的不断传播,德意志的民族主义思想早已蔓延至该地区。丹麦与上述地区的民族矛盾直接导致了双方两次短期战争的爆发。可以说,正是这两次战争直接决定了丹麦与德意志作为民族国家的历史走向。

第一次石勒苏益格战争始于1848年,由于丹麦王室面临绝嗣危机,公国内的德意志居民希望借机通过民族起义的方式摆脱丹麦的统治,但在大国的干预下并没有得到德意志邦联的完全支持,1851年被丹麦军队镇压。对丹麦人而言,这是进入19世纪以后丹麦首次在与德意志的对抗中取得胜利,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当时“泛斯堪的纳维亚主义”运动正值顶峰,丹、挪、瑞三国同仇敌忾的氛围在1848年战争爆发前便已在丹麦弥漫开来,沃尔赛也因此受到了感染。当他得知志愿者从丹麦全国各地奔赴半岛南部加固“丹麦墙”(Danevirke)防御工事一事时,他感慨道:“新生的斯堪的纳维亚不会也不能允许石勒苏益格落于德意志人之手。勇敢的人们,前进吧!历史必将铭记,自由、强大的斯堪的纳维亚必将铭记,来自丹麦、挪威和瑞典的战士们,心中满是自豪与欣喜,他们有史以来第一次肩并肩为了丹麦墙而战斗!”瑞典—挪威联合志愿军在战时对丹麦的象征性支持也使“泛斯堪的纳维亚主义”的支持者们欢欣鼓舞,同时这也给丹麦的民族主义运动注射了一针迷幻剂,令丹麦的民族主义者认为,欧洲大国与整个斯堪的纳维亚都站在了自己的身后,使得他们在与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对抗中不断自我膨胀,为丹麦在第二次石勒苏益格战争中的战败埋下了伏笔。

1864年,随着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七世(Frederick Ⅶ,1791—1863年)的驾崩,丹麦奥尔登堡王室绝嗣。王国对三个公国的继承问题再次成为冲突的导火线。新国王克里斯蒂安九世(Christian IX,1818—1906年)出身于王室旁系子嗣的丹麦—德意志格吕克斯堡支脉,这就造成了丹麦国民对于新国王的政治倾向持怀疑态度。为了缓解压力,国王在民族自由主义者内阁的威逼利诱下通过了新的宪法,在法理上将公国纳入到了丹麦政府的治下。这激起了当地德意志居民的强烈反弹,并最终导致丹麦与德意志邦联间于1864年1月爆发了战争。但欧洲大国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量并没有对冲突进行干涉。没有了列强的支持,瑞典—挪威也对独自奋战的丹麦无动于衷。孤军作战的丹麦根本无力面对以普鲁士与奥地利为首的德意志邦联的进攻,战败的结局在战争开始时便已注定。1864年7月14日,日德兰半岛全境被德意志邦联军队占领。同年8月1日,丹麦国王宣布放弃他对公国的所有权利,将其转交于普鲁士与奥地利管理。

对于丹麦而言,第二次石勒苏益格战争无疑是一次灾难。她失去了占全国人口总数约40%的领土,其军队在战时也被彻底赶出了日德兰半岛,导致丹麦在战后出现了严重的民族危机。此外,瑞典—挪威没有像第一次战争那样派出远征军或以任何形式对丹麦表示支持,这使得“泛斯堪的纳维亚主义”从发展顶峰瞬间跌落至谷底,从此一蹶不振。但一切事物都是具有两面性的,虽然丹麦不得不吞下战败的苦果,但失去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后,丹麦在民族成分上变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单一民族,丹麦王国在一夜间完全失去了历史上的封建领地,从此不再受封建政治结构遗存的拖累,走上了民族国家的发展之路。

丹麦在第二次石勒苏益格战争中的战败也使沃尔赛猛然间意识到,丹麦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威胁,而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寻找到一种可以维系丹麦民族赖以存在的历史合法性的依据,使丹麦人民可以从中汲取必要的营养,从而重新唤起民众对本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荣耀感。于是,曾在历史上扬名海外的维京人在此时成为他进行“再创造”的范本。

(二)沃尔赛民族主义思想的转变与“维京时代”概念的诞生

丹麦在1864年战败的结果导致国家遭到“阉割”,从一个占据整个日德兰半岛的多民族王国被迫变为一个单一民族的“小国”,领土和人口的缩减让整个国家的前途笼罩上一层阴霾。政府也因此出现更迭,曾经被推崇的积极对外政策被当作罪魁祸首遭到摒弃。新的一届政府认为,正是这种没有认清自我的激进主义才带来了今日的恶果。正如丹麦历史学家克努特·J.V.耶斯佩森(Knud J.V.Jespersen)在《丹麦史》(A History of Denmark)中所述:“……丹麦明智的政治家应使他们制订的政策适应这样的事实,即丹麦要参加级别超过自己体重的拳击赛时,事情总会办砸。”因此,新的政府承认了丹麦此前的失败,并根据新的实际情况 采取了一种更为务实、有效的政策来保障丹麦在日后欧洲事务中的安全。但这导致丹麦的对外政策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泛斯堪的纳维亚主义”所鼓吹的联合复兴理念被独立内敛的自由中立政策所取代,丹麦对待外部压力的策略从强硬对抗逐渐向妥协绥靖靠拢。然而,丹麦民族从15世纪开始积累、传承并在第一次石勒苏益格战争中被唤醒的勇气与自信正在崩塌。此时的丹麦只能寄希望于在更为久远的历史中去寻找传统文化的精神依托,并以此构筑民族和国家赖以生存的合法性。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丹麦的民族知识分子开始从文化上对丹麦进行一系列的改造与重构。在战前,对北欧神话传说颇有研究的路德宗新教神父尼古拉·弗雷德里克·塞韦林·格伦特维(Nikolai Frederik Severin Grundtvig,1783—1872年)和他的支持者们便一直致力于推动丹麦的教育改革事业,并在社会中掀起了“格伦特维运动”(Grundtvig Movement),主张打破社会阶级的壁垒,大力发展国民教育。这一运动促使丹麦政府建立起了一种选择性的国民教育体制。在战后,政府依旧坚持通过对民间学校的财政支持,进一步加强对丹麦历史、文学等方面的教育力度,从而建立起一套可以传播格伦维特文化观的机制,发展丹麦的民族身份认同观念。它通过可以被国民接受的民族文化教育建构出一种被民众所共同接受的民族身份,让国民教育成为连接民族与国家之间的桥梁,其中对丹麦历史文化的强调开始在民众中催生出一种丹麦民族文化的同质性概念,而这也正是丹麦的民族认同产生质变的前提。

建构丹麦民族文化同质性的最终目的是解决丹麦要“去向何方”这一问题,但这一建构过程首先要解答的是:“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的基础性问题。1873年,沃尔赛所著《维京时代的丹麦文化》一书在哥本哈根刊行问世。该书虽然只有41页,但无论从其书名醒目的位置中,还是在图文并茂的内容中,沃尔赛皆对“维京时代”加以刻意凸显和详尽阐释,并将“维京时代”植入丹麦文化的历史之中,从而回答了上述问题,为丹麦民族选定了“古老的英雄祖先”,构建了一段“辉煌灿烂的历史”。他在书中对“维京时代”概念的逻辑构建可分为两个部分。

其一,界定“维京时代”的时空范围。沃尔赛将“维京时代”的时间界定在公元800年至1000年间,将其空间范围界定在包括斯堪的纳维亚、英格兰、法兰西等国家及地区在内的欧洲。虽然其本人没有在书中对此进行说明,但根据他考古学家的身份以及他在不列颠访学的经历,笔者推测,这一时间段的设定很可能是沃尔赛通过将他在不列颠实地考察的经历与其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考古工作经验相结合后得出的结论,而且是将英格兰的历史作为首要参照系来界定的时间范围。此外,沃尔赛也从数量众多的欧洲中世纪编年史中获取了大量的关于维京人的信息,同样也为他对“维京时代”时空范围的界定提供了相对可靠的依据。

其二,确定“维京时代”的主导力量以及这一历史时段的性质。沃尔赛在此部著述中将丹麦人作为这一历史时期的主角,并对丹麦文化的特殊性加以强调。尽管他在书中也提及了同样将维京人视为祖先的挪威人与瑞典人,也将他们视为丹麦人的兄弟,以与欧洲其他的民族区别对待,就如他在书中所写:“早在古代,明显的差异便已将我们(笔者注:丹麦人)以及北方的族人们同欧洲的其他民族区分开来。”但在阐述“维京时代”的发源地之时,他却写道:“虽然挪威人和瑞典人也在西欧和东欧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因为丹麦的位置最为靠近欧洲的文明国家,且自然环境更为适宜,所以丹麦在此时理应排在首位,所扮演的角色比其他北方国家都更为重要,因此这个时代应该被称为‘强大的丹麦时代’。”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沃尔赛的丹麦民族主义思想体系中,他对“泛斯堪的纳维亚主义”进行了批判性的继承,后者的影响依然在发挥着作用,但仅仅是停留在相近的族群文化层面上。因为沃尔赛在此时已经将丹麦的历史与文化置于丹麦民族主义思想的中心位置,将其作为构建丹麦民族特殊性的基础,从而阻止了文化沙文主义在丹麦民族中进一步的发展。正如他在书中所述:“我们的工作是针对这些历史时代做出公正的评价……尤其是属于不同族群的历史,而我们的人民传承着特殊的丹麦文化与生活方式。”“这是关系到民族特征问题,我们要将外来的古代习俗与那些源自丹麦及斯堪的纳维亚的本土习俗加以区分。”或许,沃尔赛并非当时丹麦学界最了解维京人历史的学者,但他却是首位将维京人的历史作为一个特殊时代引入丹麦民族建构过程中的第一人。

从思想角度来看,“维京时代”作为一个学术概念乃是沃尔赛因政治理念的改变而导致其学术风格发生转变的产物。如果我们将萨迦视为中世纪斯堪的纳维亚人对他们维京祖先历史的第一次重构,那么沃尔赛所从事的工作便是近代丹麦人对维京人的历史进行再一次重构,使其最终变为了一种经叠累而成的民族身份符号。这便需要从事此项工作的学者具备多种学科的素质、深厚的理论学养和高深的哲学功力与广博的文化见识。由此而论,仅凭坚实的考古学根底尚显不足。然而在不列颠之行中,对苏格兰、爱尔兰等地充满浪漫色彩的学术见闻和感受以及亲历丹麦在第二次石勒苏益格战争中的战败,都令沃尔赛的治学风格逐渐发生转变。在丹麦战败后,沃尔赛不再高呼丹、挪、瑞三国战士为了“丹麦墙”共同战斗,进而摒弃了“泛斯堪的纳维亚主义”不切实际的政治诉求,但又保留了其中对维京人历史、文化的浪漫塑造。他将维京人转化为丹麦民族的精神图腾,将“维京时代”定义为丹麦民族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丹麦人武备精良,且经常衣着华美,驾驶着装备齐全的庞大战船……”,“在西欧与东欧诸萎靡不振的族群中注入了一股新鲜的力量。沃尔赛将这一历史时期描绘为一个丹麦人殖民英格兰、法兰西等欧洲强国的时代,一个古代丹麦文化迸发出耀眼光芒的时代。这是沃尔赛的政治与治学理念对丹麦国内政治风向转变的呼应。它向世界宣告着一个曾经为欧洲文明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丹麦民族存在于世的正当性,并鼓舞着丹麦人民坚持自己现在的民族发展道路,哪怕前途充满着坎坷与荆棘,祖先的精神仍然会指引丹麦人走向光明的前景。

三、 “维京时代”与维京历史文化对19世纪


丹麦民族国家的作用及影响19世纪对于欧洲国家而言是一段分裂与整合并存的历史时期,民族主义成为欧洲当时的主流意识。身为欧洲国家的丹麦、挪威、瑞典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并在全新的大国政治中寻求着赖以生存的空间。丹麦作为斯堪的纳维亚三国中直接与德意志对抗的阵地自然而然地承受了更多的压力,但也正是这种压力促使丹麦演变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并在文化重构的过程中寻觅到了自己未来发展的方向与动力。

(一)维京人的历史与文化于丹麦民族主义思想发展过程中的独特性

在“泛斯堪的纳维亚主义”的体系建构中,尊崇以维京人为代表的上古历史与文化占据着其文化理念的核心位置,这对丹麦、挪威、瑞典三国的浪漫民族主义运动均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与以丹麦的民族主义运动类似,挪威、瑞典的民族主义学者在重构自身民族历史之时也不断对上古历史、文化加以不断的重塑与利用,试图在这一过程中对自己民族的“辉煌过去”与“英雄祖先”进行定位。但部分挪威和瑞典的学者并没有遵从“泛斯堪的纳维亚主义”的价值导向,将维京人的历史与文化作为自己的选择,而是根据各自不同的国情,分别拥抱了不同的“祖先”。

挪威的民族主义运动兴起于19世纪初。但由于长期处于附庸地位,当地知识界缺乏对本土文化的认知,这令其无法在“自我”文化层面上寻觅到着力点。因此,在19世纪中期,挪威的民族主义者或倒向“泛斯堪的纳维亚主义”或倾向某些独树一帜的新兴观点。而相当一部分的挪威民族主义者曾在当时热情地接受了“泛日耳曼主义”的理论,将挪威人视为日耳曼人的后代。按照此理论,在历史中,日耳曼部落曾对丹麦、挪威以及瑞典的部分地区开展过殖民活动,并在之后的历史中逐渐向南扩张,在征服了哥特人(Goth)之后将斯堪的纳维亚文化传播到了丹麦地区。这种理论被后世学界称为“挪威学派”(the Norwegian School),其根本目的是在政治上与宗主国相切割,与后者进行政治上的分离,极力谋求在文化层面上借“泛日耳曼主义”之口来瓦解、夺取掌握在丹麦和瑞典手中的话语霸权,进而获得与之平等的政治地位。这种理论在今日看来是滑天下之大稽,但在当时的挪威民族主义语境中有着极广的受众面。

瑞典的民族主义运动同样兴起于19世纪初。1809年,瑞典在与俄国的战争中失去了对芬兰的统治权,这促使浪漫民族主义运动在瑞典兴起。1811年,“哥特学盟”(Götiska förbundet)在斯德哥尔摩成立,这是由瑞典浪漫民族主义知识分子所组成的学术社团。他们将历史中的哥特人视为自己的祖先。从19世纪初至19世纪中期,以他们为代表的瑞典学者更加注重对中世纪乡土文化的挖掘,努力构建出一种诗歌般的田园文化,进而将古代瑞典塑造、歌颂成一片人间乐土,而自由的农民与勇敢的维京人是这片土地的主人。在他们眼中,前者代表着民族文化的本质,体现的是自由的灵魂;后者是民族文化的表象,反映的是勇于探索的精神。瑞典的民族主义学者还将这种文化建构与欧洲大陆的封建文化进行对比,认为正是“这些人民的性格”在日后于欧洲广泛传播,且塑造了欧洲未来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不难看出,此时的瑞典民族主义依旧没有走出对当年“北方雄狮”的追忆,仍然期待瑞典能够与欧洲诸强并驾齐驱。

与挪威、瑞典学者在各自民族主义运动中所塑造的祖先相比较,以沃尔赛为代表的丹麦学者在1864年后对于维京人祖先的重构存在着特殊的前置语境,这也使维京人的历史与文化在丹麦的民族主义运动中具有了特殊的位置。首先,丹麦作为直接与德意志发生冲突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所承受的压力和损失是挪威和瑞典无法比拟的。丹麦在战后被迫放弃了对富庶的荷尔斯泰因与石勒苏益格地区的统治权,国力一落千丈。而瑞典虽然丢失了芬兰,但瑞挪合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在物质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其次,失去了挪威、荷尔斯泰因、石勒苏益格以及劳恩堡的丹麦已经变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构建有别于德意志和“泛斯堪的纳维亚主义”的民族认同感已是迫在眉睫之势。而瑞典和挪威还保持着联合状态,二者没有形成实质上的民族国家,缺失本土文化的挪威可以选择去拥抱“泛日耳曼主义”,瑞典亦可以保持着对17世纪历史的追思和留恋。最后,丹麦在卡尔马联盟解体后便一直处于国力的下滑期,第二次石勒苏益格战争的战败结果进一步加深了丹麦民族的悲观情绪,而且对卡尔马联盟的“美好记忆”也随着“泛斯堪的纳维亚主义”的失败而灰飞烟灭,丹麦在中世纪末期的“成功”经历因近代的失败而失去了利用价值。但丹麦在当时急需一针“强心剂”来挽救陷入恐慌与绝望之中的民族自信心,这使得沃尔赛笔下的维京人在此时的丹麦民族主义运动中具有了特殊的实际意义。一个以上古时期的“维京人”命名的历史时代被正式地创造出来,它呼唤着丹麦人民回顾自己祖先的伟大成就,以祖先的智慧和勇武向他们昭示着丹麦光明的前途。这是沃尔赛对“泛斯堪的纳维亚主义”的一次成功解构和继承。即将被推下悬崖的丹麦民族抓住了这根名为“维京时代”的救命稻草,并得以重拾信心,迈出了通往成功彼岸的第一步。

(二)“维京时代”概念对丹麦民族和国家发展所起的作用及影响

1848年至1864年,在与德意志的冲突中,丹麦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现实中都走向了失败。

第一,在1848年革命成功的作用下,浪漫的政治氛围让丹麦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产生了错觉。丹麦是少数不经流血便完成了政治制度变革的欧洲国家之一。君主立宪制取代了绝对主义君主制,并为丹麦人民带来了象征着自由与民主的资产阶级宪法。与欧洲其他国家因革命运动而爆发的流血冲突相比,社会制度的和平演变使丹麦的民族自由主义者兴奋无比,进一步增强了他们对于丹麦政治的影响,依靠着“泛斯堪的纳维亚主义”鼓吹大丹麦民族主义,将其视为能够使丹麦再次强大的灵丹妙药。

第二,在激进民族主义的作用下,丹麦全国被急功近利的思想所支配,而忽视了与他国在物质方面的差距。从西方先行历史发展的轨迹来看,虽然在政治改革的竞争中丹麦领先于南方的德意志邦联,但在民族主义情绪的盲目影响下,丹麦忽视了现实中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君主立宪制改革后的丹麦在政治制度上看似更为先进,其在第一次石勒苏益格战争中的胜利似乎也给人以一种类似的错觉。然而,战争最终的走势从来不由政治制度的先进与否所决定,而是由国家综合实力的强与弱所决定。1864年战争的结果最终如同杜波战役的结果一样:使用前膛枪的丹麦军队在面对装备了后膛枪的普鲁士军队时毫无招架之力,丢盔弃甲,一败涂地。

然而,万事皆有利有弊。战争的失败对于丹麦而言固然是一次难以估量的民族失败,但失去传统领土的丹麦也因此从一个多民族的、被封建制度遗产所累的王国变为一个民族国家,这对于丹麦而言是一次痛苦的但却是通往成功的转折。同时,在文化与政治层面上,具有现实意义的“泛日耳曼主义”成功地击败了在文化上孤芳自赏且夜郎自大的“泛斯堪的纳维亚主义”,也使丹麦走出了激进思维的影响。丹麦民族主义以失败为代价,找到了自己在历史时空中所能达到的极限,丹麦国家的发展路径也因此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维京时代”概念的诞生是丹麦因战争失败与国内思想意识发生变化后所体现出的重要结果之一,它对日后丹麦民族主义思想和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影响颇为深远。

其一,“维京时代”概念的诞生为丹麦民族树立起了文化上的自信心。它是沃尔赛在民族危亡之际,为行将倒塌的丹麦民族自信寻获到的精神寄托,将维京人的形象提升到了民族象征的高度,将维京时代塑造成丹麦的辉煌往昔。在大历史的背景之下,沃尔赛显得如此之渺小,但他竭其所能为丹麦民族植入了对“英雄祖先”的回忆,他所提出的“维京时代”满足了战后丹麦民族主义对民族合法性的渴求,他让丹麦民族重新找回了文化上的自信。

其二,“维京时代”这一概念成为丹麦民族认同感的重要来源。沃尔赛在“维京时代”的概念中为丹麦塑造的共同祖先与历史,并借助丹麦民族文化教育的普及成了被丹麦人民所认同的民族文化概念,进而推进了丹麦的民族文化同质性的形成,促进了国家内部的团结,提升了丹麦人民对所选的发展道路的认同感。时至今日,在笔者与丹麦人交流的过程中,但逢提及“维京时代”之处,丹麦人必言“我们”,足见其在丹麦人民心中的地位是多么重要。

其三,“维京时代”概念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制止了丹麦的意识形态日后向极端思想的偏移。沃尔赛笔下的“维京时代”概念为丹麦的民族主义思想圈定了基本的界限,“维京人”成为丹麦人专属的祖先和历史代名词,没有被盲目地泛化成为大民族主义极端思想的温床。在泛斯堪的纳维亚主义衰落之后,“维京时代”将丹麦从大民族主义的思想窠臼中解救出来,呼应了新兴的内敛型政策,使丹麦的政治走向没有因民族失败的经历而滑向追求“纯正血统”的种族主义等极端思想的深渊,保卫了丹麦在1848年革命中所取得的政治现代化成果。反观德意志,由于大民族主义的不断膨胀,统一的德意志变得野心勃勃,逐步走向了帝国主义的争霸道路,但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民族的失败与大民族主义特有的自我文化陶醉逐渐使德意志民族主义向种族主义的深渊跌落,而德意志民族的文化同质性则被扭曲成了“优秀种族”的部分标准。德意志大民族主义成为对外扩张的噱头,在历史中上演了“吞并苏台德地区”“德奥合并”等一幕幕以“民族统一”为“遮羞布”的丑陋历史剧目,并最终生成了纳粹的德意志第三帝国这一人类文明中的怪胎,将世界拖入战争的旋涡之中。

结语


19世纪是丹麦历史中的变革期,丹麦民族的发展在此期间经历了一段痛苦却又为日后的生活带来无限希望的阶段。在1848年的第一次石勒苏益格战争中,丹麦官兵奔赴前线与德意志人决一死战。丹麦人在此时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民族中的一员,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奋战。丹麦的民族认同感也正是在此时萌发。如果说此时的丹麦民族还对封建王朝的遗产有一丝留恋,将石勒苏益格视为己出,那么,1864年的第二次石勒苏益格战争则使丹麦民族与之彻底决裂。丹麦民族的起点正是以石勒苏益格的丢失为标志的。它是建立在与“他者”的区分之上的,从南向北重新划定丹麦民族的精神与文化边界。南面的德意志,北面的瑞典—挪威。前者是丹麦的威胁,后者则是对丹麦的背叛。卡尔马联盟的余晖与“泛斯堪的纳维亚主义”的幻想在战后已不复存在,什么才能支撑起丹麦当时残破的河山?沃尔赛创造的“维京时代”在此时扛起了这副重担,它让丹麦人拥有了共同的祖先与文化,以及辉煌的历史,在丹麦历史最黑暗冰冷的时刻,生起了一团炉火,让丹麦人在围之取暖时能够以“我们”相互称呼。沃尔赛用“维京时代”对丹麦的历史进行了重新的解读,将丹麦民族与其周边的民族进行了严格的界定与区分。正如耶斯佩森所言:“一国人民对他们自我形象的看法跟历史上任一时期他们现任的样子在许多方面都有着密切关联。对过去历史占主流地位的解读大体上就决定了这一国家人民对他们自己的看法,决定了他们地区和他们国家与周边环境的关系。”

另外,在对沃尔赛“维京时代”学说得以创建的时代文化背景予以理解,并对其基本内涵加以把握的同时,我们还必须以严谨、客观的态度,从宏阔的文明史时空视阈来看待这一概念的时效性和局限性。应当说,沃尔赛的“维京时代”观念及相关学说所体现的是现代丹麦这一北欧民族、国家对往昔历史的一种认知和重塑,无论其丹麦其本土具有何种时代含义和价值,它仅仅只是丹麦一个民族,从北欧一个空间维度所得出的所见所识。而在当今,在我们对欧洲乃至世界历史的整体认识过程中,如何评价这一观念和学说,特别是如何将其科学地运用于具体的学术研究之中,则当谨慎对待。其中,一方面,需要以文明互动理论对其加以关照,既要看到维京人在三百余年间对西欧和东欧各个地区的所产生的作用,也要看到当时不列颠、欧洲大陆各个地区对北欧地区的影响。另一方面,须从更为广阔的文明时空理论的维度上来对“维京时代”加以把握和运用,尤其应当看到在当时的北欧、西欧地区,“维京时代”并非是唯一的历史存在。在当时不列颠正处于“七国时代”,而西欧大陆则为法兰克的“加洛林时代”。这三个时代既相互并存,又彼此作用、影响,形成一种相互叠加的复杂历史状态和充满各种矛盾冲突的历史运动过程。而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古代维京人实现了自身的文明化和基督教化,而整个西方世界也完成了进入中世纪时代以来的又一次重塑。

最后,对于今日的学者们而言,诞生于1873年的“维京时代”虽与古维京人及其历史活动有千年之久的时间距离,然而却是欧洲历史分期中唯一一段以一个族群命名的历史时段,它的出现为日后的维京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时空维度。《维京时代的丹麦文化》一书的出版可以说是奠定了现代欧洲历史学和文明史关于维京研究的基础。在欧洲史学的学术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虽然现代学者们对“维京时代”的理解各有不同,存在着争议与分歧,但不可否认的是,通过在19世纪对“维京时代”概念的创设与界定,沃尔赛为后世的学者们开辟了一片新兴的知识领域,搭建起一座崭新的学术研究平台,维京研究的视野也因此变得豁然开朗。在为后世学界留下一笔宝贵财富的同时,沃尔赛也成就了自己在丹麦历史与维京研究史中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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