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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刚:当代西方史学的几点观察(下)
来源:随读随写网 作者:本站编辑 [日期:2019/1/24] 浏览:

第二个层面的内容,我想讲的是,历史的综合与历史学的碎片化的关系问题。怎么来看这个问题?通常的说法中,有“通人”和“专家”的分别。通人和专家谁优谁劣,不同的时候,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如今好像是专家更吃香。我自己就不止一次,听到有人颇为自得地说:“我哪有能力写什么通史!”特别是我们国内的学术氛围,如今仿佛是专家更有自信的时代。

可是我个人倒更赞赏、敬佩钱钟书的说法。他说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彼此相连,交相呼应,我们之所以不得不让自己的视野变窄,把自己变成某个领域的专家,那是因为我们受到了生命和智力的“严峻局限”,人的寿命受到自然的限制,我们的智力有局限,这是不得已的事。他的意思,仿佛是说,这不是值得当作什么好事来夸耀的。我觉得这话说得真好。专家和通人之间,对某个领域的更宏观透辟的见识和细致入微的专门学问之间,历来是有一种张力存在的。19世纪后期历史学的职业化和专业化,带来了历史学生态的很大变化。这以前18世纪的历史学家是些什么样的人?休谟、伏尔泰、吉本、孟德斯鸠……这些人同时还是政治家、商人、法官、哲学家等等,都是知识范围和兴趣领域极为广泛的文人雅士。19世纪后期开始,历史学家成了历史学教授,到了年底,要统计你发了多少篇核心期刊论文,查查你的引用率,决定你明年能否上岗或者上什么岗。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历史学专业化之后的发展方式,是朝着越来越专门化的领域在走的。所以在比我们今天哀叹碎片化还更早得多的时候,人们就在感慨在历史学领域,也和别的领域中是一样的情形,人们变得对越来越小的事情知道得越来越多。这是一个麻烦。

虽然,专家与通人、宏观与微观、综合与碎片化之间的张力,在历史学领域早已有之,但是从前的问题不像现在这么困难。为什么?因为此时和彼时历史学科所预设的前提不一样。从前,或者甚至可以说一直到20世纪中叶,人们都有这样的信念:我们都是研究范围非常具体而有限的专家,你研究埃及的土地制度,他研究鸿门宴,我研究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我们不看彼此的论文,很可能也看不懂。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研究的是同一个历史。我们遵循历史学的家法,我们动手动脚找材料,要将相关材料一网打尽,我们各自在做似乎漠不相关的专题研究,但却又好像是在一起做一个游戏,要完成一个巨大的拼图。这个拼图最后出来是什么样,现在谁也不知道,但肯定是一个有意义的图案。我们是在为一个宏伟的事业添砖加瓦,我拼出一小块,你拼出一小块,终有一天,这拼图的大概模样能够展现出来,整体的人类历史会展现出来。这个信念有点像雷锋的说法,那就是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当中去。虽然每天做的事很有限,但那是在为了一个最值得投身其中的宏伟事业做贡献。这是一个极其坚定的信念。

所以,在那个时候碎片化、专业化不是问题。为什么不是问题?因为最后有单一的、统一的整体历史(a single unified History)的存在。说过“权力就是腐败,绝对权力要绝对腐败”这句名言的阿克顿勋爵,既是一位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也是重要的历史学家。现在陈恒教授所主持的若干重大工程中,又增加了最新的多卷本《剑桥世界史》。剑桥系列历史的开山祖师就是阿克顿,他在主持编写《剑桥世界史》的时候就在讲,历史学家们各自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耕耘,各自清理人类历史的某一个极其有限的局部,经过若干代、若干人的持续努力,我们最后一定能够达到那个终极的历史。

讲到这一点,让我想起在微信上经常可以看到的图片。一开始是银河系、太阳系、地球、一块陆地、一个城市,然后是一个人、一个人的皮肤、构成皮肤的细胞,一直到更加微小的微观世界。参照系的不同尺度之间,反差无比巨大,但是反映的是一个统一的世界,细胞本身变成了一个微宇宙,但这个小宇宙从属于更大的宇宙,各个宇宙本身是统一的。为什么碎片化在西方,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成了一个大问题?你还在伺候你的一亩三分地,可原来你的一亩三分地是构成某个伟大事业的一部分,现在你却不知道你那一亩三分地能不能和别人的一亩三分地发生有效的关联,这若干个一亩三分地最终能不能构成一块整体的大陆。为什么?因为认为人类有一个单一的、统一的历史的那样一种观念,受到了质疑,或者说它现在hold不住了。启蒙运动以来,各种各样的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great story)讲的是历史朝着什么方向走。现在没有这个东西了,或者人们不相信这个东西了,宏大叙事失去效力了。对后现代思潮有着各种不同的界定,最能达成共识的,似乎还是法国学者利奥塔所说的“宏大叙事的解体”。以前人们对专业化导致的碎片化,也有质疑和忧虑,但总认为,人们是在从事同一项事业。

当代著名的史学理论家安克斯密特有一个说法:现代史学,仿佛是很多人一起建一个大教堂。每个人干着不同的活儿,你在搬砖,他在开挖掘机,还有人在制造彩色玻璃,每个人干的活儿各不一样,别人也隔行如隔山,不能互相替代。但要建造一个宏伟的大教堂,这么一个统一的目标是大家都认可的,也是每个人个别的工作的意义所在。而当前史学的情形,照安克斯密特的说法,就仿佛是一个大都市,历史学家们就像是波德莱尔笔下的漫游者,他们各走各的路,彼此之间没有关联,也没有统一的目标可言。所以,碎片化在过去和现在的含义是不一样的。那时人们普遍相信,历史学的宏观的、整体综合的一极与微观的、高度专业化的另一极,终究能够整合成为一体。对从前的历史学家来说,还真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但是现在这个前提被根本动摇了。碎片化的研究意义何在,才真正成了问题。

可是,欧美史学这几十年来的发展,在越来越专业化、越来越碎片化的同时,也有朝着另外一个方向的趋势和变化,那就是人们要从整体上观察历史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也取得了诸多值得我们尊重的成就。这方面的情形,岳老师可以有更专业的讨论。力图对整个人类历史做出更宏观的把握,这样的努力,从前的人们尝试过没有?当然有过,这可以说是人类智慧的本能,奥古斯丁就有过这种努力,黑格尔也有过这样的努力。可是从前的那些努力经常被嘲笑,是不为正经本分的历史学家所接受的。汤因比本来被认为是一个历史学家的,可自从他写了要解释整个人类历史的《历史研究》,似乎就不再被当作历史学家了。人们经常会把这种历史,称作鸽子笼式的历史学。你做好了一个鸽子笼,然后强行把丰富多彩、流变不居的历史现象塞到你那个模式里面去,那是传统的历史哲学。可是现在的全球史、现在的整体史,当然有其种种缺陷,但是我们很难把它们归为从前那种高度模式化、思辨化的历史哲学。

全球史、整体史给我们提供的对人类历史的解释,其框架和过往很不一样。前一段我看过一本小书,以色列一个年轻历史学家写的《人类简史》,很多人推荐,我看了,的确很好。它设置不同的参照系,在很短的篇幅内,讲从智人开始到现在为止,对于人类文明成为今天的面貌,哪些因素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这几十年发展起来的全球史,包括所谓的“大历史”,都在做这样一种努力,要从更宏观的角度,从人与自然之间、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关联,来考察人类整体的历史。比如说美国历史学家克里斯蒂安的“大历史”,要把人类历史放到更大的背景下看,他的背景是从Big Bang——宇宙大爆炸——开始的。他写的历史把时间拉回到了130亿年前的宇宙创生。他的《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这本书,花了极大的篇幅来讲宇宙演化。我觉得这不是历史。现在有人反对人类中心的历史,但毕竟历史不能没有人。你把人类的历史过程放到整个宇宙的大背景来看,这没有问题。但是你写一部历史书,从科学家那儿弄来那么多东西,不说创造性,连可靠性都成问题,那是另外一回事。

参照系不一样,尺度不一样,人们可能关注到的构成历史过程的要素,也就有很大的不同。传统的历史学所不曾考虑到的或者并不大在意的各种要素,就可能被纳入对整体历史的关照中。大家所熟悉的,从长时段来考察气候对于历史过程的影响,就是一个例证。整体史的一个例证,来自一个完全不属于历史学家之列的学者——那位写《枪炮、病菌与钢铁》的戴蒙德,他是干什么的呢?他原本是一位研究人的胃黏膜的专家,研究了好几十年,是这方面的权威学者。可是他不愿意自己的视野完全被胃黏膜占据。《枪炮、病菌与钢铁》要解释的是,现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文明,为什么是这样的命运?在他眼中导致人类不同群体的历史进程出现差异的因素,是在传统历史学家的梦想之外的。他强调,不是人种之间的优劣,也不是文化间固有的差别导致现代以来西方占有优势、非洲处于贫困混乱之中。被他放在最为重要的地位的,是那些对于特定文明或民族来说,仿佛是先天的因素,在他那里尤其是指发展起来了不同文明的各个区域的生物禀赋。如此一来,他与布罗代尔的倾向相当接近。

布罗代尔到了晚年,更加明确地讲,在他的内心深处,认为人类是其环境的囚徒;人们自以为是自由的,实际上90%的人类事务,是被此前的因素所注定了的。这是布罗代尔的说法。戴蒙德没这么说,但是布罗代尔的那些话,完全适用于戴蒙德解释历史的框架。人类文明要发展起来,农业、畜牧业要发展起来,首要的条件是得有适合被驯化的动物或者是植物的品种,比如牛、马、猪、羊、犬等动物,以及大米、小米、小麦、水稻、甘薯等植物。当今中国的农作物当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品种来自美洲。每块大陆具有的物种的禀赋是不一样的,仿佛老天爷的赐予并不平等,有丰厚的,也有很吝啬的。再就是,每块大陆天然的形状不一样,有的跨越的经度很长而纬度相对较短,有的跨越的经度不长而纬度相对较长。亚欧大陆和非洲大陆就分别是这样的情形。物种在相近的纬度上跨经度传播比较容易,而跨越较大的纬度的传播则比较困难。照这个思路,老天爷就注定了亚欧大陆和非洲大陆的不同命运。不管人们对戴蒙德的解说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们这里想说的是:一方面我们在感慨历史学的碎片化,但是另一方面,近年来又有诸多的论著,表明人们依旧企图对宏观而广泛的历史进程,达成有效的理解。在感受到这样一种巨大的学术抱负和热望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若干值得尊重的成就。

有关碎片化的问题,我们也应该看到事情的另外一面。我看到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有一个挺漂亮的说法,他说历史学家既要关注宏观,也要关注微观,我们应该像物理学家玻尔那样,善于互补,能够把宏观的长波和微观的粒子结合在一起。这讲的是物理学当中的波粒二象性。他说,历史学家也应该把宏观和微观两者结合起来。这话很好听,但是到底如何落实啊?照彼得·伯克的说法,有的研究是在不断地往返于宏观和微观的不同层面之间,比如说史景迁研究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的《天安门》就是如此,个体化的经历与更为宏观的进程交织在一起。

彼得·伯克还讲到,有些研究特别注意选中间人(brokers),比如说某一个最早的时候偶然有了在西方游历的经历的中国人,某一个处于两种文化中间的人。你选择好某一个节点或是一个很小的入口,就可能展现更为宏观的东西。他说的话不是没有道理,我们都知道最近几十年,若干微观史的著作具有了超出历史学界之外的影响力。比如《马丁·盖尔归来》,就是微观史著作中的佼佼者。可微观史的最杰出的研究者戴维斯等人,在不同的场合都反复讲,微观史远不是找到一批材料、讲出一桩好玩的故事那么简单。你刚好运气特别好,走入了一个历史学家的梦境中。突然发现了一批丰富的、没有被人使用过的材料,那就是历史学家的梦境。

达恩顿就讲他走进过历史学家的梦境。他在英国留学时,想要研究启蒙运动里面的某一个人物,要找这个人的通信,就找到了瑞士靠近法国的一个小城市纳沙泰尔的一个档案馆,这个档案馆有一家印刷公司从18世纪以来的所有档案,涉及启蒙运动中最为重要的文献之一——狄德罗主持的《百科全书》。那些档案就包括了伏尔泰、狄德罗他们怎么要修改《百科全书》,别人告诉他们要怎么样才能通过审查,是哪些人要订购《百科全书》,读者有些什么样的反馈等各种各样的材料。他最后写出了《启蒙运动的生意》一书,涉及《百科全书》的方方面面,来考察启蒙运动实际发生的情形。

微观史的确经常都是在讲很好玩的故事:马丁·盖尔的故事多有趣,《蒙塔尤》《奶酪与蛆虫》里的故事也很好玩。所以很多人就觉得,所谓微观史,就是你刚好找到了一个材料,你最后讲出一个有趣的故事就好。所以也有人担忧,说微观史净讲小人物的故事,哗众取宠,重要的人物、重要的历史进程就被忽视了。曾经就有历史学家非常担忧地说,这年头的事情我搞不懂了,马丁·盖尔居然变得比马丁·路德还出名了。这样的疑虑当然也在情理之中。可是像戴维斯这样的历史学家,从来就强调,微观史虽然讲述的可能是一个具体的、很小的事件,涉及最为寻常不过的个体,可是这个小事件、普通个体的经历、故事发生所在地的一个小村庄,要把这些东西和更为广阔的世界联系在一起。大家看一看《档案中的虚构》这本书,看看岳老师所主持的刘北成老师他们前些天的一个对谈,你就会看到这样一个个小的个案、微观史精彩的故事研究里面,会触及那个时候的司法制度、社会观念、婚姻制度、财产关系等等。它入口确实很小,如果你没有更广泛的兴趣,没有更宽阔的视野,没有更宏大的眼界,你所能写就的就只不过是一桩逸闻趣事。现在,出色的微观史著作,的确做到了像是英国诗人布莱克所说的那样,从一粒沙中见出整个世界。所以专业的、细致的研究怎么包含一个宏大视野,这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的同学做论文时,经常被教导要“小题大做”。“小”在何处?你的入手要小,要在你有能力推进的范围内。什么叫“大”?你要有超出你主题之外的广阔的视野和关怀。

整体史与微观史、综合与碎片化之间,有很多纠结的地方。但是,我们今天究竟该如何看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要照阿克顿的那种“终极的历史”的理想,这个问题比较好办。微观的研究、碎片化的成果,终究可以被纳入整体和综合之中。大道理管小道理,大历史管小历史。最后的大拼图,终归可以把零零碎碎的小拼图都放进去;最后修成的大房子,总是可以将之前完成的小部件都收纳进来,都给装进去。可是眼下,这种看法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我们世界史领域的前辈学者吴于廑先生和刘家和先生,都说过这样的意思:真正的世界史,不可能是工笔画,而只能是写意画。写意画可以是万里江河图,展示的是极其宏观的格局,工笔画是把每个细部都给你画得极其的细致,可是写意画和工笔画之间的关系,不会是工笔画总能够作为哪怕再细小的局部而被整合到写意画中。可是,人们对于宏观的全球史、整体史和历史综合,总是期待着,它虽然未必能够囊括万物,其视野和解释框架,却应该在足够宏阔的同时,而又能够包容广大。就仿佛万里江河图必定无法穷尽每一朵浪花,但峡谷湍流、水势巨变,却总是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麦克尼尔的全球史经常遭到的批评,就是由于将文明之间的互动视作历史演进的主要动因,而未能充分考虑文明内部的特质和重大变化。目前全球史研究中对文明比较所展示的各文明内在因素的重视,或许就是对此的修正。或许,对于历史综合、宏观史,我们最好不要理解为,那是要修一个大房子,把所有的东西都容纳进去。这样说也许更好:那是要洞开一个窗户,透过这个窗户,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可以看到不同的景致。洞开的角度更大的窗户,能够让我们看到更多的景致。这样的宏观史、整体史,具有更大的解释效力。这个问题,我还需要继续考虑。但无论如何,历史综合与碎片化这两者之间,既不是前者终归可以涵盖后者,也肯定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

最后,再简单地讲一讲当代史学发展的多元化的问题。我所能够跟大家交流的,只不过是我的阅读印象,相当于旅游日记。

说到当代史学的多元化的现状,我就想起福克纳的一部名著的书名《喧哗与骚动》。的确,当代史学充满了喧哗与骚动。眼下,还有不少人在讲历史学的危机。其实没多少危机,热闹得很。你要说危机,在我看来,至少在我们国内,这个古老的学术行当吸引最优秀的智力资源的能力,眼下处于比较低下的状态,这可以算是个危机。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说,无论在欧美还是中国,历史学是前所未有的兴旺发达、前所未有的多元化、前所未有的充满生机。这里说的多元化,和我们刚才谈到的碎片化,在一定程度上有重叠。

多元化、多样化的态势,在20世纪史学的发展过程中,是在不断地发展、不断地加剧的。为什么?你可以找出很多原因。现在的社会是一个多元的社会,现在的世界是一个多元的世界。照欧美左翼学者的说法,以前的历史主要是白种的、男性的、死了的人写的。那理所当然地,针对西方中心的历史,就该有非西方中心的、后殖民主义的历史;针对男性视角的历史,就会有从女性视角出发的性别史;针对只关注人类活动而忽视了自然的历史,就会有环境史;针对关注精英的、处于优越地位的人的历史,就会有让从前沉默的大多数发声的历史,就会有贱民的历史、少数族裔的历史。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历史学总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对话,当下的社会越来越多元,历史学也会随之变得越来越多元。

再就是,各种各样的学科花样百出,历史学要接纳不同的学科的影响,接纳不同学科内部越来越花样繁多的不同学派和取向的影响。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历史学发生的变化和各种“转向”,就被不少人解释为,从前历史学家接受的更多是来自社会学、地理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影响,而在这个时候,人类学的影响来得最大。总的说来,当代欧美史学完全不像100多年前那样,对于接纳来自别的学科的影响是否会危及历史学的自主性充满疑虑,而是更为主动、积极地吸纳来自不同学科的滋养。各个学科以及学科内部的多元的影响,对于造就历史学的多元化局面,也功不可没。

以前的科学史,主要把科学史看作人们不懈地探求和揭示科学真理的历史,后来的科学史在很大程度上,更加倾向于把科学的兴起和发展,与具体的社会关系、权力关系联系在一起来考察。循着同样的思路,我们也可以说,历史学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也有很现实的原因。刚才我提到,正在写作的历史学家比从希罗多德到汤因比加起来还要多。这么多的历史学从业者,要在职业阶梯上不断攀升,要保住自己的饭碗,就要不断地做研究,发论文。眼下的学术界,不论中西,都有“创新”强迫症,所以历史学家也得不断地创新,不断地开拓新的领域。最近几十年,欧美才稳定下来的一个历史学术语,叫作“早期现代”(early modern),大致指的是15、16世纪欧洲的情形。这种涵盖特定历史时段的术语,之所以出现和得到认可,有很多学理上的原因。可我不止一次听人说,如果只有古代史、中世纪史和现代史,历史系能够提供的教席太少,所以我们得制造出一个早期现代。这个说法虽然不足为训,但是现代史学的多元化,的确还有可以说是要从知识社会学的层面来加以解释的原因。

对于当前历史学的多元化,可以从不同的侧面来描述。比如说,历史学的写法就越来越多元了。海登·怀特和安克斯密特都说,19世纪的历史学的写法,受到了19世纪的文学的影响,主要是受到现实主义小说的影响。他们都倡议说,现代文学中的诸多手法和技巧,完全可以吸纳过来,在不违反历史学家法的情况下,创造新的历史写作的方式。这种尝试真的有人在做。史景迁、西蒙·夏玛的史学写作方式,也是跟此前很不一样的。

对于各种各样的多元的发展,人们有很多不同的描述方式。有关历史学最近几十年来的变化、发生的“转向”,就有“文化的转向”“叙事的转向”“语言学的转向”等说法,各自侧重点不同。这些“转向”意味着什么?新的取代了、淘汰了传统的、旧的取向吗?恐怕不好这么理解。种种转向在不同程度上的确是存在的,比如说由关注社会政治经济到关注文化,由关注群体的物质生活到关注他们的观念世界,由关注社会的结构到关注个体是怎么来经历他自己的生活,等等。这些变化,有的时候它们表征的,是大的学术潮流的转移。

比如说年鉴学派到了第三代,的确有很大的变化——他们自己所说的“从地窖到阁楼”的变化。在布罗代尔那里,个人和事件没有值得关注的价值,是被束缚在结构和局势之下的囚徒。那个时候,布罗代尔的很多追随者,把自己的研究室叫作实验室。为什么?非得叫作实验室才能说明我现在从事的是一门科学,虽然和自然科学不一样。那个时候各种各样的社会科学和历史学的结合极其紧密,尤其是量化史学的方法,在美国和在年鉴学派手上高度发展起来。这样一种量化方法处于极盛的时候,是个什么景象?

举个例子:后来讲故事很成功,被视为新文化史或者微观史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勒华拉杜里,写《蒙塔尤》的那位。他在写《蒙塔尤》之前是干什么的?都是写没有人的历史的。他写过一本书,用各种历史数据来讲1000年来的气候史。他还写过一本《朗格多克的农民》,讲的是从15世纪到18世纪法国某一个区域的人口变化。后来别人把他写的历史称作“不变的历史”或者“没有人的历史”,因为历史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不变的、超出个人之外的结构性的因素。在他看来,被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和农业生产模式所决定的粮食供给,决定了人口消长的状况。这样一些根本性的因素,在4个世纪中几乎没有变化,因此,这4个世纪的西欧历史就没有大的变化可言。传统史学所要浓墨重彩地来讲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法国革命这些东西,对他而言仿佛并不存在。他的研究,要大规模使用量化的方法,来了解气候的变化、土地的生产能力的变化、粮食价格的变化。勒华拉杜里也是最早玩计算机的,他宣称:将来,不能成为程序员的历史学家将一无所是。你编不了程,就干不了历史学的活儿。那个时候说这个话,显得有点突兀,但也不会让人看作太离奇古怪。可是你回过头来看,后来写了《蒙塔尤》的这样一个人,当年居然说过这样的话,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历史学的多元化,一方面的确是史学潮流的一些大的变化导致的结果,但是,另一方面,它并不意味着,新的东西对旧的东西的全方位的重新覆盖和替代。传统的历史学当然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它总会不断地受到冲击、发生变化。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史学领域的冲击,就产生了多方面的效应。但是很多传统史学的东西,依然会存留下来。我个人很喜爱研究美国史的美国权威史家贝林的一句话,他说,历史学有时是一门艺术,从来不是一门科学,始终是一门技艺(craft)。一方面,历史学在长久发展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家规、家法和技艺,终究是它的立身之道。怀特也讲历史学是一门技艺性的学科,在研究领域和写作方式方面无论多“新潮”、多“激进”的学者,都没有,也不可能走到那样一个地步,要否定史料对史学研究的支撑和制约作用。另一方面,就像18世纪保守主义思想家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针对政治问题所说过的,只有能够适当进行变革的国家才能更好地保全自己,历史学也只有不断吸纳新的要素、不断变革才能永葆活力。不断产生的新方法、新取向,很可能在风行一时之后,人们会发现原先对它期望值太高,开始意识到它的局限、它的有效性的范围。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昙花一现,不复存在了。

刚才我开始讲之前,陈老师提了一个问题:全球史还能活多少年?这方面岳老师是专家。但我觉得,它有可能火不了太长时间,风靡不了太长时间,但是它会一直活下来,因为它已经取得的和还有可能取得的成就,会得到广泛认可,它的一些视角和方法,会长久地留存在历史学传统的武器库中。比如说,量化的方法风靡了挺长一段时间,到了勒华拉杜里能说出那样夸张的说法的地步,可是量化史学的发展后来让很多人感到失望,对它的失望,是导致了后来的“叙事的复兴”的一个重要因素。历史学家要重新做一个讲故事的人。量化的方法是不是就被摒弃了?不是,清华从事经济史的老师们办了好几期量化历史讲习班,无论欧美还是中国,量化方法还在有效地运用于经济史、社会史乃至文化史等领域的研究。比如,我的同事李伯重教授近年来就专注于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GDP研究,他为此专门学习了不少数学方法。他的同行和学生中,有人主要依据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大学生的学籍卡等资料,来研究在不同时段,是些什么社会阶层、社会背景的人,在接受大学教育,获得更多向上的社会流动的机会。欧美史学中,量化方法不是消失了,而是在意识到它能够做些什么、不能做些什么的同时,发展得更加精致,使用得更加普遍了。

历史学越来越多元化,历史学也应该越来越多元化,对此我们应该有一种开放的心态。100年前新史学的开拓者们,呼吁要将历史学和其他各个学科相结合的时候,很多人在担忧,那样一来,历史学会不会变得不是历史学了。今天,历史学家应该是更多自信而更少疑虑了。无论怎么变,历史学都是一门经验性的学科,但它的发展离不开历史学家的理论自觉和理论素养,离不开历史学家的技艺和历史学的家法。多元化的发展,会让历史学变得更有魅力,让它的生命力更加旺盛和强大。以上我所讲的,是阅读当代欧美史学的一些初步的观感,没有来得及做仔细的准备,非常抱歉,谢谢大家,欢迎各位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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